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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乡村江湖、基层政权与“扫黑除恶”
【作者】 陈柏峰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分类】 法律社会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页码】 6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653    
  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政府之间的责权利不对称分配,混混有自己生存的制度空间。混混在“制度创新”的口号下,以各种方式介入基层治理。这种基层政权背后的结构性需求,不是从形式上强调法治就能解决的。同样,如果从乡村江湖的结构去看,“扫黑除恶”要彻底达到目标,就需要认真研究混混产生和存在的机理。
  一、乡村“混混”及乡村江湖的组织结构
  “扫黑除恶”是近期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写过《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一书。[1]这是我200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到今年正好十年。在这本书中,我主要研究了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农村的“混混”群体。现在,我对混混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乡村混混到底是什么?我采取的是普通人的看法,指那些在普通人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牟取利益,对人们构成心理强制,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人群。乡村混混组成的圈子被我称为“乡村江湖”。[2]在熟悉的环境中,老百姓会有他们的看法,可能会认为你这个人就是个混混,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可能觉得你做事情比较不正统。他们一般认为混混多少依靠暴力,或是以暴力为后盾,或是以暴力为威慑。
  社会上很多事情不是依靠合法程序就能做得好的,因此混混有其存在的空间,即便在武汉、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旁边以前是农村,后来发展成开发区,那里第一家比较好的酒店就是当时当地派出所所长家开的,别人开不了。因为开酒店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要和消防、税务、食品安全等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因为他们有“合法加害能力”。[3]如果消防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到你这来检查,你就没办法正常经营。况且,很多建筑本身是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因此消防部门要查你易如反掌。除此之外,面对社会上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你也得有办法对付。开个酒店,如果有人来吃饭,不付钱怎么办?不付钱的人很多就是当地的痞子,这种情况在过去很常见,现在少一些但也还有。我有一些小学同学,就在县城的KTV当保安,KTV为什么需要保安呢?就是因为三教九流的人喝了酒以后在那里争勇斗狠,那就必须要有人依靠暴力能力来维持秩序。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做任何一件事情,即便是合法的事情,背后很可能都需要这种灰色的力量给你提供保障。在我们学校周边也有混混,哪怕是你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背后都可能有人控制。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校园旁边的小摊贩都有它时间和空间的分配秩序,你只能摆在这个地方,不能摆在那个地方。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只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
  “混混”,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几乎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混混。混混群体与刑法上的“黑恶势力”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完全一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与混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比较严格。2017年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的“案后案”中,有一些人就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但是该案在定案过程中还是有一些疑问和难点的。例如,犯罪嫌疑人对混混“小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办案人员在法庭上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犯罪嫌疑人对“小弟”的控制力。当其中一些证人或嫌疑人单独出来供述时,他的供述与在派出所、公安局和检察院的供述一样;但当“大哥”一出现,他立刻翻供。每次都是如此,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大哥”对“小弟”的控制力。如何对这种控制力进行定性,在办案过程中很难处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越轨行为是一个很长的谱系,它类似于“精神病”的谱系。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精神病”,既包括精神类的疾病,比如导致人们丧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也包括一些导致行为偏差的心理疾病。人们并不在严格的医学意义上使用“精神病”这一词汇,它是一个很长的谱系,轻微的不正常和严重的不正常都包括在内。与此类似,犯罪或者社会越轨行为,也是一个很长的谱系。某个案件在定罪时,我们说它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实际是看不到“组织”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香港电影里那种有着严密组织的黑社会。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犯案,可能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成员,而且可能是其中的主导者;但他如果不被抓获,在台面上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家甚至人大代表。
  至少在两湖平原,混混不是一个组织性很严密的群体。混混有一个圈子,他们圈子的日常联系和学者教授们之间的圈子其实是类似的,有紧密的,有松散的,各自有圈子,也会有重叠。每个混混以自己为中心都有一个圈子,而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混混之间关系的维持,和普通人一样,通过人情来维持。在学校里,年轻老师举办婚礼会请熟悉的人吃饭,参加的人会随礼送钱,包括小孩出生等都会随礼。混混也是这样保持联系的,和我们常态的社会没有什么差别,甚至他们从事的很多行业也是合法的。
  虽然混混圈子不严密,但是也有分层,从上千万的商品房开发到村庄里承包一个几万块钱的土方工程,都需要不同层级的混混进行协作。处于江湖分层顶端的人,可以组织聚合的人更多,利益越大聚合力越大;底层混混只能跟着做事。但是底层的混混并不固定地依附于某一个人。今天可以跟着你做,明天也可以跟着他做,并不是谁永远是谁的小弟。如果在这个项目上合作得愉快,之后有其他项目还会喊你来;如果感觉合作不是很愉快,那么关系就疏远了,之后就不在一起做事了,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黑社会组织要搞个仪式歃血为盟。
  江湖分层和年龄有一定的联系,最顶层的混混一般是达到一定年龄段的人,但不一定是最老的;而最底层的混混则多数是来自学校的不良少年和刚刚从学校出来还没摸清人生方向的越轨青年。他们在学校里欺负同学,这种现象叫作“校园霸凌”;或者与外面的混混结识,参与打架或者其他违法活动。例如,混混们在农村赌博时会找一个据点,从这个据点一直到派出所都有人放哨,大概几十米就派一个人站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就站着放哨而已,只要派出所的警车一出来,立刻把消息传到赌场。刚出道的混混,多是做这些比较低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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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分层还与混混的个人能力有关。任何行业中的人都有聪明和不聪明的差别,混混也有干得好的和不好的。混混一开始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但那些脑子比较灵光或者能够争勇斗狠又有技巧的混混会越干越好。这些干得好的混混,会挣一些钱。聪明的混混知道积累,在合适的时候用这些钱来投资,而不聪明的混混有一分钱就用一分钱,不知道经济积累,可能混到三四十岁,就逐渐被淘汰了。那些被淘汰的混混,有些比较老实的就回农村种田,有些混混家里情况不好,老婆娶不起,就永远在街上闲荡。例如我老家那个小县城里,以前就有不少混混整天无事可做,由于在麻将馆打麻将中午会管饭吃,很多混混就每天看人打麻将,然后混到中午开饭等人家派饭。混混做得不好最后只能到处低三下四地蹭饭吃,这也是一种生态。
  江湖分层当然也与机遇有关。江湖有不同的机遇,每一次政策的变动都是一个机遇。比如当六合彩从香港传到湖北、湖南的时候,有一批混混就借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当国家取消农业税,开始使用项目制的方式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时候,有一批混混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崛起。
  总之,混混通过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组织结构,“江湖”以一种联盟格局呈现出来。每个乡村混混的关系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其外围主要是同类混混。混混之间就通过关系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这些关系网叠加在一起,还形成了大致的分层体系。分层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混混群体与所有的行当一样,有分层、有流动、有上升的渠道、有新生力量的来源。下面会讲到,对于混混来说,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规避混世的风险。
  二、乡村混混与基层政权的关系变迁
  现在的乡村江湖,实际上是城乡一体化的。大家知道现在的农村很难留住人,因为农村没有多少资源,没有办法聚集人,有能力的人一般都进城了。混混和普通人相比算是有能力的,所以大部分混混都进城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也在城里。但混混有个特点,哪里有利益就奔到哪里去。农村如果有利益,他们还会回到农村。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选择的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农村地区,也不是城郊农村,而是以农业种植为中心的农村。那时候由于想要研究“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村百分之八十的现象”,[4]虽然那时城市化的扩张就很快,但在数量上城郊的农村还是少数的,最多占百分之二十,大多数农村还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这样的选择多少局限了我的视野,实际上混混在很多其他类型的村庄也很活跃,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村庄是离不开混混的。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城郊村,城郊村一定有混混,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在城郊村征地过程中,利益非常巨大,混混一定会介入其中,政府方面对混混也有某种需求。另一个是地下有矿产资源的村庄,明显的例证是山西的煤老板容易和“黑社会”联系在一起。我讲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我增加了对这两种农村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取消农业税以后,整个国家和农村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混混的牟利机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农村最难的事情是收农业税和计划生育。那时候,乡镇政府最大的任务之一是把税费征收上来,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征收税费,对此,我想深入谈一下。
  一个国家要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要靠农业生产的积累来发展工业,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一个经典命题。第二产业在第一产业有足够剩余的情况下才能发展,第二产业有足够的剩余才能发展第三产业,所以通常情况下,农业必须有足够的剩余才能发生工业化。而中国的历程和通常的发展历程不太一样,中国想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农业国。虽然农业的生产力有发展,但因为人口的增长太快了,这将农业的增长都抵消了,农业的生产和剩余都比较少,不足以支撑工业化。所以从清末开始,国家要现代化和工业化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从农村征税。收税本身是需要机构去进行的,清末和民国时期就遇到一个困境,学者把这个困境称为“国家政权内卷化”。[5]国家要完成工业化需要征税,要征税就需要很多工作人员,这就导致机构的扩张,机构扩张导致成本增加,因为需要给征税的人发工资,而且如果没办法控制征税的人,他们在收税的过程中就会压榨农民,所以整个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征税机构的扩张,以及征税机构没有办法约束收税人员,收税的增量被政权自身消耗,增加的税收很大程度上被收税人员占有了,用于工业积累的不足甚至没有用于工业积累,这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状况。
  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体制也面临收税的问题。人民公社体制并不简单是说我们有“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理想,它在农村最主要的功能是为整个税收体制服务。人民公社将每个农民都纳入国家体制接受管理,把过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变成了公社的管理问题。过去是国家来收税,于是变成了公社做各种安排,每年生产队应该上交多少粮食,这是国家能够直接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完成的。农民家庭交多少,每个生产队交多少是公社内部的管理问题。所以,这就把征税的成本迅速降低了,将税收的成本变成了组织内部运作的成本,这种体制在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必须承认的。只有通过这种强制性的体制,才能从几亿农民那里将农业剩余强制积累起来。按照正常情况,农民肚子吃饱以后,剩余的粮食会拿到市场上去卖。但人民公社体制是强制性的,让你吃不饱或者只吃个五六分饱。多余的粮食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拿去输入城市发展工业化。
  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高压体制,高压体制不是正常体制,它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有效运转,但很难长久维持,因为成本会越来越高。早期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压力让民众不敢吭声,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文革”幻想的破灭,农村走向改革是必然的。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业化积累已经逐渐完成了,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变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又返回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那种情况。国家又要重新和一家一户的农民打交道,要去找他们收税,过去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问题又重新出现,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税费的矛盾非常激烈,只是那时候媒体信息的传播不如今天迅速,很多事情没有被曝光。过去不是像今天一样用法制约束权力,而是用运动约束权力。但在80年代,群众运动被废除,但法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导致基层权力没有什么制约。所以如果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档案,我们会发现各种恶性事件数量非常多。现在我们用法制约束权力,加上各种媒体的作用,使现在对权力的制约远强于过去。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取税费后,混混也开始介入。收税是一项依赖国家强制力的行为,但20世纪80年代当国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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