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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二元陪审合议庭的创新与局限
【作者】 施鹏鹏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2
【页码】 1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672    
  一、二元陪审合议庭的产生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最早规定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中,但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粗疏,可操作性不强,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各地法院形同虚设,未引起过多的重视。自2004年起,人民陪审员制度便持续朝纵深方向发展。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2004年决定》),并于2005年5月1日正式施行。2004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补助、考核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规定。这是改革幵放后高层决策者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所进行的一次较系统的改革尝试。
  但2004年的改革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虚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也因此饱受理论界及实务界的诟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2014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再次改革的重要缘由。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部署,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授权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等十个省五十家试点法院结合各自地方特色并汲取域外先进经验,探索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有效路径。这是自《2004年决定》之后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幅度最深的一次试点改革,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试点方案》及《实施办法》出台后,十个试点省、五十家试点法院纷纷按照《试点方案》及《实施办法》的要求,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当然也存在一些改革误区。尤值一提的是,此次改革并未仓促形成立法文件。2017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集体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作了说明,清晰且深刻地指出:“由于试点工作仍处于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过程,有些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还需要一段时间进一步研究总结。一是缺乏事实审和法律审区分的有效机制,二是全面实行随机抽选难度较大且不尽合理,三是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建议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延期一年至2018年5月。2018年4月27日,人民陪审员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
  较之于《2004年决定》,人民陪审员法作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改革,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当属二元陪审合议庭的确立。依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由法官担任审判长,可以组成三人合议庭,也可以由法官三人与人民陪审员四人组成七人合议庭”。据此,未来我国的陪审合议庭便具有两种模式:一是三人合议庭。该合议庭保留了原有的人员结构和权力配置。“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一条);二是七人合议庭。这是人民陪审员法的重大制度创新,“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二条)。二元陪审合议庭的确立既吸收了诸多试点单位的有益经验,也保持了制度变革的延续性,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应看到,较为混合杂糅的制度设计背后潜藏着诸多隐忧,尤其是在基础法理、制度逻辑和实践效果等方面均可能出现较为尖锐的冲突,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现原先的异化和虚化现象。因此,我们在看到二元陪审合议庭所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制度的不足和缺陷,以期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改革。
  二、重大制度创新:七人合议庭
  依笔者拙见,七人合议庭是本次人民陪审员法的重大制度创新,既符合陪审制的基础法理,也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后续深入改革确立了明确的路线图。
  在学理上,我们基本上可以将陪审制的精髓总结为以民主代表性为核心的陪审员/参审员遴选制、以有限司法资源为条件的陪审制/参审制适用范围限制以及以程序公正为保障的对抗式诉讼机制设计,而七人合议庭基本蕴含了陪审制的核心理念。
  首先,是以民主代表性为核心的陪审员/参审员遴选制。当前,不管是陪审制国家还是参审制国家,都相当重视建构以民主代表性为核心的陪审员/参审员遴选制度。这里所谓的“民主代表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遴选范围的广泛性。原则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政治权利的公民都享有担任陪审员的权利,不得以财产、出身、人种、阶层等限制或禁止公民履行陪审职责。其二,遴选人员的代表性,即陪审员/参审员应广泛代表各社区、各阶层乃至各种族的意志。依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之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年满二十八周岁;(三)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可见,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遴选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人民陪审员法第二条)。人民陪审员法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还确立了随机遴选制度。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下的随机遴选制度还不够彻底,陪审员的任期也偏长(5年,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三条),未能完全建立庭期制度,但较之于此前,这已然是重大进步,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广受诟病的“常设陪审”“驻庭陪审”等痼疾。尤值一提的是,七人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占据四位,无论在庭审结果的主导上,还是在民主的代表性上,均具有重大突破,这也是未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
  其次,是以有限司法资源为条件的陪审制/参审制适用范围限制。“陪审制是一项昂贵的事业”,[1]容易给有限司法资源带来极大的压力。以英国为例。英国1999年内政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刑事法庭无罪答辩案件花费费用是治安法院无罪答辩案件花费费用的十倍。[2]而这种情况在欧陆国家也类似(法国在1996年至1997年所进行的参审制改革中,希拉克总统便以经济耗费太高为由否决了国会已批准的法律草案)。因此,“适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数量的下降,更多的是出于成本和便于管理的因素考虑,而非原理方面的因素”。[3]在刑事诉讼中,司法真实和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如何在有限司法资源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真实则是该主题最核心的内容。因此,各国大抵都对陪审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适用于少数最为重要的刑事案件,目的在于确保这些案件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真实。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七人合议庭的适用范围,“(一)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二)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三)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四)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这意味着重大的案件将由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既符合经济层面的要求,也能保证最敏感的案件交由人民自行裁判,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司法。
  最后,以程序公正为保障的对抗式诉讼机制。对抗式的诉讼机制与陪审制/参审制密不可分,是陪审制/参审制得以发挥功能的重要技术保障措施。陪审员依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对案件的事实甚至法律问题进行裁判,但非专业人士如何胜任极具专业性的刑事裁判工作?事实上,我们完全无须担心陪审员的裁判能力尤其是裁判法律问题的能力,因为对抗式的诉讼机制可为陪审员行使其裁判职责提供重要的辅助工具。在对抗式的诉讼机制下,控辩双方必须向法庭提供各种证据材料,证明各自的诉讼请求,因此,陪审员/参审员的唯一职责便是判断谁更有理,以便对被告人的罪行形成自由心证。如此,陪审员在做一道只有两个选项的选择题,而非一道论述题,审判的难度大大降低了。笔者先前便曾撰文指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深化改革,尤其是大合议庭的确立,必然倒逼中国刑事诉讼确立一系列现代的庭审原则。[4]例如,陪审制必然要求适用集中审理原则,因为陪审员非常设,需尽快完成裁判以回归日常生活,且集中审理原则方可保证陪审员在尽可能短的庭审时间内进行准确心证;陪审制必然要求言辞原则,因为陪审员在庭前不能接触卷宗,故所有证据均必须提交法庭,而不能以书面材料代替证人作证;陪审制必然要求对席审判原则,因为陪审员并非专业人士,唯有通过对席审判原则所形成的“二选一”判断模式减少心证难度,使非专业人士裁判成为可能。从许多试点单位的经验看,大合议庭下的对抗式诉讼制度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令人感到欣喜。
  可以认为,七人合议庭确立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后续改革的路线图,即进一步强化民主代表性,吸收更多的公民参加庭审,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确立更加彻底的随机遴选制度。
  三、保持制度延续:三人合议庭
  较之于七人合议庭,三人合议庭是原先制度的延续,这就必然面临原有的一些质疑和批评的挑战。
  首先,依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一)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三)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这意味着三人合议庭也主要适用于重大复杂敏感的案件。但仅有一至两名陪审员,可否有效代表重大疑难案件中的广泛社会民意?各试点单位的实证数据也表明,三人合议庭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并非适用于重大复杂敏感的案件,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三人合议庭仅适用于情节简单轻微的案件。这便存在一个制度悖论:如果案件简单轻微,根本没有必要让陪审员参与;而如果案件重大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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