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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金融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的革新
【作者】 刘辉【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分类】 金融法
【中文关键词】 金融禀赋结构理论;最优金融结构理念;金融市场优先原则
【英文关键词】 financial endowment structure theory;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concept; priority principle of financial markets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页码】 107
【摘要】

金融禀赋结构理论认为,反映实体经济要素禀赋的最优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核心中间变量。只有实际金融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相符,金融体系的功能方能实现最大化。为此,金融法必须恪守最优金融结构理念,将最优金融结构作为引导金融立法和金融法律运行的指挥棒和试金石。最优金融结构理念在金融法原则上的映射是金融市场优先原则,要求国家在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将金融结构作为调控和监管的中介目标,保持对金融市场机制的充分尊重和敬畏,自觉维护和保障金融市场最优金融结构,以达到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最优干预绩效。金融市场优先原则包含金融市场干预比例原则、金融市场理性假定原则和金融调制综合协调原则等三大子原则。

【英文摘要】

On the basis of financial endowment structure theory,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which reflects the real economy factor endowment is the core variables of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ly when the actual financial structure conform to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func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could be maximization. Therefore, financial law must abide by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concept, worship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as the baton and touchstone of financial legislation and financial law operation.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concept mapping in the principle of financial law is the priority princip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t requires countries put financial structure as a intermediary target of financial macro - control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keep fully respect and aw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mechanism, consciously maintenance and guarantee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al intervention performanc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markets priority principle including three subsequent principles: proportion principle of financial market intervention, rational assumption principle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principle of financial markets macro - control and regu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49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金融法研究中,注意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国学者深邃洞察到国内金融抑制(Financia1 Repression)的现实,多年来力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以期实现引导金融要素和资源的全面、高效和公平配给,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公平和金融普惠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之终极目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海量的金融发展战略和举措,并辅之以“一行二会”等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力推的各种金融优惠政策和措施,但现实结果却是,我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依然不容乐观[1]。
  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实际上对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传统的金融法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进路是否陷入了某种“陷阱”?换言之,一直占据金融法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割裂实体经济本身禀赋结构之变迁对金融结构影响和互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就金融体系论金融体系的孤立的研究方法是否陷入了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危机?
  传统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但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则认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结构以及金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不同经济体以及同一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存在着与之相契合的、“一对一”的、能够较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同时,政治、法律渊源以及当政者的理念等等都可能左右和改变最优金融结构从而导致其偏离,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及其互动。
  笔者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金融法没有能力“生产”出一种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但金融法作为经济法的分支部门,其对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和实际金融结构相较于最优金融结构的非理性偏离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价值。基于此,本文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结构理论的范式演绎及其对金融法研究的法哲学启示入手,从金融法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两大层面,论证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金融法基础理论的革新,以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发展之道。
  二、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禀赋结构理论:金融法基本精神的升华
  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呢?以这一命题为核心的理论被称为金融发展理论。在金融发展理论中,R. I. Mckinnon and E. S. Show的金融深化理论和Goldsmith的金融结构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最优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功能最大化的关键因素。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对金融法的基本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从金融深化到金融禀赋结构的理论演绎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金融深化理论的倡导者R. I. Mckinnon(1973)和E. S. Show(1973)即认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部门紧密相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现状,要根除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必须把国家发展的政策核心定位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上来。{1}{2}Stulz(2001)从公司金融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也证实,在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主体的风险呈现出中性特质的前提下,投资机会是否有价值是由利率决定的,所有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均会被发掘。对公司的投资项目来说,由谁(即到底是由银行还是由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笔者注)来提供投资无关紧要。{3}世界银行经济学家Thorsten Beck, Asli Demirgüc - Kunt, Ross Levine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2001)的研究证实,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对于理解和解释经济增长、产业表现以及公司扩张并没有帮助。{4}准确地讲,无论是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国民经济并没有发展更快,金融依赖型的产业也并未以更快的速率扩张,新企业设立并未变得更容易,公司获得外部融资之机会未见增加并且也未见更快发展。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金融深化,与金融结构无关。
  然而,金融结构真的与经济发展无关吗?换言之,以银行或者证券这两大金融体系组成要素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吗?Raymond W. Goldsmith在其1969年出版的专著“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中,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经济水平的增长,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银行资产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的占比呈现下滑趋势。这间接证明金融结构实际上对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5}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的倡导者Allen and Gale(2000)认为,市场总存在信息不对称,而银行能够以固定成本获取信息,然后以较低的边际成本分摊给其客户,从而帮助客户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同时,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在监督管理者和促进资源配置以及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缺陷,而银行可与客户签订隐性契约,从而解决在不熟悉的证券交易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6}18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的倡导者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2003)则提出,尽管银行导向型结构可以提供更为保险的融资形式,但其是以减少获取金融机会为成本的。与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相比,当市场以及公司更加规模化、公司运营更加正规、法律实施和透明度更优时,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更有优势。{7}
  Asli Demirgüc - Kunt and Ross Levine(2001)在之前提出金融结构无关论后的进一步研究让他们成为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的支持者,他们收集了150余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把金融结构界定为三类:高度不发达金融体系结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对全球金融结构体系的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更为富有的国家中,不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股票市场的规模都更为庞大,更加活跃并更加高效。而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其股票市场比银行更为活跃、更为高效,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8}总之,关于银行抑或市场导向哪种更优的理论争议从未停止,莫衷一是。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结构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9}272英美等发达国家受益于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而德日则相反,以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为主。拨开单一金融结构优劣争议的迷雾,林毅夫教授(2013)提出的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则认为,高效的金融结构必然反映实体经济之需求。{10}262-275实体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需要具有与其特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金融结构,只有这种一一对应的互相契合的金融结构才是真正的最优金融结构。
  最优金融结构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基本演变逻辑是:特定经济体因物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特定的最优产业结构并最终在客观上要求具有与之对应的最优金融结构(其发展演绎图谱如图一)。每个经济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一种特殊形态的最优金融结构。当现实中的金融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的特征相适应时,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才能实现最大化,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过来,当现实金融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相背离,金融体系的功能便无法实现最大化,同时阻碍金融业的发展并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图一:最优金融结构发展演绎图谱
  (图略)
  (二)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国家对金融市场干预应有的基本精神
  发展金融学上金融禀赋结构理论的提出以及对最优金融结构的发现实际上对金融法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从法律的立场出发,在主观上,金融法到底应当保持何种品质与精神,才能真正确保金融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能够始终如一地尊重、遵守和维持最优金融结构这一金融学客观规律呢?笔者认为,金融法基本精神的塑造是保证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得以在金融法学领域予以实现的意识形态基础。从二者的理论逻辑而论,金融禀赋结构理论是金融法基本精神确立的金融学基础,金融法基本精神是金融禀赋结构理论正式入驻金融法学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金融法贯彻金融禀赋结构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精神元点。
  国家运用公权力对金融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与监管规制是金融法得以产生的客观现实基础。金融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为国家宏观金融调控和微观金融市场规制权提供了正当性和理论依据。然而,仅有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无法确保权力运行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效率性。金融法是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律依据,尤其是对国家权力是否需要介入、何时介入、以何种主体、何种方式、何种力度介入等基本问题,金融法必须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和原则要求。为此,分布在多元金融业态的金融法必须具有宏观的基本精神予以指导和协调,方能确保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不能回避的是,我国传统金融法在金融深化理论的精神导向下,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无形中存在着结构性盲区,忽视了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已然造就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构性桎梏,并阻滞了中国金融体系功能的最大化和金融深化的进一步发展。
  从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基本品性分析,基于金融禀赋结构理论,首先,国家对金融市场干预必须始终恪守谦抑性精神。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11}260在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承担帮助矫正市场失灵的角色。{12}换言之,即使是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也都一致认为,政府具有设定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天然职责,{13}256但“政府永远是第二替代”,{14}4这是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基本理论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理论界定充分显示了市场由以往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式上升为“决定性”作用,{15}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对市场干预权限和能动性的进一步收缩,因为“只有管好政府这只手,市场这只手才能发挥好作用”。{16}根据处理政市关系的“剩余原则”,“除依据法定原则应由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外,其他的或剩余的领域都应交给市场”。{17}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在任何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尚未发现任何力量比市场的作用更广泛、更有效率、更可持续”。{18}
  在金融法视阈下,新时期政市关系理论与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天然弥合。金融禀赋结构理论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并非政府人为创造,而是由经济体本身的产业结构所决定。产业结构归根结底又是由各经济体在特定阶段包括劳动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等基本自然禀赋要素所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于金融禀赋结构理论,金融法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必须尊重禀赋要素对最优金融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金融禀赋结构理论的应然蕴涵,是市场“决定性”作用原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经济法子部门的金融法的经济性的重要表现。尊重禀赋要素对最优金融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必须始终恪守谦抑性、附属性、后发性以及干预力度的相应性。
  其次,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国家对金融市场干预必须秉承以金融结构为中介目标的科学精神。在传统金融法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无论是金融宏观调控还是金融监管,对国家公权力运用的最终效果即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绩效实际上并未能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这恰恰成为政府扭曲最优金融结构和过度干预金融市场的重要法治盲区。金融禀赋结构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金融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金融学理论基础。基于该理论,传统金融学视野中的国家干预并不能直接实现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而基于各自经济体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而决定的最优金融结构,才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决定性中间变量。因此,金融法必须突出金融结构的核心地位。
  最优金融结构本质上属于一种客观经济规律,“政府组织干预经济的活动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19}13也就是说,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政府“更多的应该是敬畏和适应,在更多学习和了解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更好地顺应规律和引导现实”。{20}58笔者认为,金融法应当自觉将金融结构作为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中介目标,并随着最优金融结构的发展变化,主动调整金融法律制度,以促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与《中国人民银行法》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设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类似,建议可将金融结构设立为我国金融法中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中介目标。这一方面缘于金融结构具有影响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力,具有作为金融市场干预中介目标的科学性基础,另一方面,金融结构本身即具有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大基本特征[2],具有作为金融市场干预中介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
  再次,最优金融结构总是处于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之中,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客观上要求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必须牢固树立市场导向观和法律发展观。 Goldsmith(1969)将金融结构分为金融工具结构和金融机构结构,不同的金融工具和不同金融机构的结合最终组建了不同的金融结构。{21}155-213评价一个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是否真正有效及其效用的高低,并不是看该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是否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结构相一致,而是看其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的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实体经济是否相一致。{22}20换言之,在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任何一种基于金融工具和不同金融机构的勾稽关系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结构都不具有针对任何经济体的普遍最优性。世界上并不存在通用于任何经济体和任何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只有沿着实体经济需求的路径并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功能的符合“国家禀赋”特征的金融体系结构才是真正稳定和高效率的。{2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优金融结构的发展变化客观上要求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权力运用行为和国家金融法律制度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一方面,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不能偏离最优金融结构,而应当维护最优金融结构的运行轨迹。另一方面,金融法律制度必须对国家的金融市场干预行为进行规范,特别要对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公权力干预行为进行处罚和制裁。
  三、从“三足定理”到最优金融结构理念:金融法基本理念的革新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法则、逻辑和规律,这意味着法律必须尊重市场经济固有的本性,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24}363金融禀赋结构理论是一种金融学规律,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为金融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科学能够确定为了实现应然目的所必需的方法。”{25}12“在哈特凸显了作为行为理由提供者的法律的重要性之后,法哲学家们已经将法律看成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了。”{26}上文分析了金融禀赋结构理论的提出所催生的金融法基本精神的升华,从本质上讲,法律精神是一种强调理性取向的、关于法治的思想和感情的精华。{27}金融法基本精神的实现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体现客观金融规律并强调实践理性效果的金融法理念的指引。这就是说,金融法基本理念的确立是金融法贯彻发展金融学上金融禀赋结构理论的方法论向导,是金融法基本精神在金融法律实践中予以最终实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金融法“三足定理”的提出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法基础理论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3]。金融法的“三足”不论是“金融安全、金融效率、消费者保护”还是“金融公平、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实际上均可视为我国金融法理论和实践必须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其最终实现还有赖于金融法基本理念的革新,进而对金融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各环节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引。最优金融结构理念以维护反映经济要素禀赋的最优金融结构为宗旨,对金融法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传统金融法基本理念研究的阙如与最优金融结构的偏离
  所谓理念,含理想与信念之义,指的是人们对于某种理想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和方式的一种信仰、期待和追求。{28}61在英语和荷兰语中,理念一词均被拼作“idea”。西方最早将理念从哲学概念引入到法学概念,并系统论述理念对于法律制定的作用的著名思想家是康德。{29}285黑格尔则正式将法与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提出“法律理念”或者“法的理念”的概念,认为其是指“法的概念以及现实化”。{30}1-2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法的理念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仰、心理情感、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31}49
  实际上,法的理念与法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客观价值和主观理念,即是指法的价值具有客观性,但其在实现之前仅仅是法的一种内在属性。而法的理念则具有主观性,必须通过某些事物的功能、特征和理性的理解,方能将其由主观转化为客观。正如施塔姆勒所言,“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32}179丹尼斯·罗伊德则指出,历史上没有一部完美的法典是不以完备的思想作为基础的。只有先了解法律思想,才能提升法律的价值。{33}1此处的法律思想,其实就是指法的理念。因此,法的理念在法学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是法律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直在我国法学界居于重要的思想地位。{31}39这在我国金融法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我国主流的金融法教材[4]均未见关于金融法理念的专章甚至专节的探讨,市面上也没有金融法理念的专著,相关的学术论文亦十分罕见。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的有限的研究成果仍然坚持的是金融深化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依然秉持的是就金融论金融,割裂金融结构与资源禀赋要素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忽视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内生促动机能的片面的研究方法。
  传统金融法对基本理念研究的阙如是金融法律实践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重要原因。基于这种理论框架,解决我国金融服务滞后的现实,其着眼点是增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而金融法所能够提供的仅仅是不停地产出各种具体金融业态的金融法律制度。但实践证明,缺乏最优金融结构理念引导的我国金融法基本失去了本应秉承的最基本的结构理性,而丧失结构理性的金融法无法保证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偏离资源禀赋要素所决定的最优金融结构。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金融结构非理性偏移和金融市场的总体机能衰退、弱化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已经对我国金融法理论研究以及实务操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金融法“三足定理”的理论剖析与金融法基本理念研究的现实需求
  基于对金融史的反思以及对金融危机治乱实践的总结,邢会强教授提出的金融法“三足定理”是指,金融法须在传统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之外,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与前两者形成等边三角形,由金融安全、金融效率、消费者保护三者作为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足,共同作为金融立法、金融监管目标之设定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34}冯果教授对金融法“三足定理”进行了理论上的修正,认为“三足定理”强调了金融市场的经济功能但忽视了金融财富公平分配的社会功能,应将金融公平、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作为金融法的三大价值目标。{35}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在适用领域和范围方面,邢会强教授和冯果教授均有意将“三足定理”推广于金融法制的全领域和全过程。但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邢会强教授提出的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消费者保护三大价值目标其实基本可纳入金融监管法的范畴,而冯果教授所强调的金融公平则在金融监管法之外,还反应了金融宏观调控法的基本要求。然而,无论是邢会强教授使用的“基本原则”的表述,还是冯果教授使用的“价值目标”的概括,“三足定理”及其修正版本质上表达的并不是一种金融法规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够指导金融立法、监管执法以及金融司法的一种法律原则,而属于金融法的价值目标体系的范畴。也就是说,“三足定理”实质上表达的是我国金融法学者对于金融法实施的理想效果的一种理论期待和法治愿景,其本身虽然具有价值导向的理论能动性,但并不具备科学指导金融法实现这些理想蓝图的方法论意义。因此,与其说是金融法“三足定理”,不如将其准确界定为金融法“三元价值目标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法的价值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法的价值和法的理念是完全不同而又彼此关联的两个法律概念。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也就是主体需要的一种客观满足,其反映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法律之间的契合关系。法的价值来源于丰富的法律实践,是对法律生活实践本质的一种高度理论化的凝练和总结,也是对于法律发展所呈现的应然状态的价值追求。{36}36
  理念则包含理想、信念之意。“法的理念是人们在法律实践中通过理性能力所把握到的法的内在精神和普遍范型。”{37}18“法律理念是人们对于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以实现某特定理想目标的一种信念。”“法律理念包括理想的法律目标模式与该目标模式实现途径和方法两方面含义。”从两者的关联来说,一方面,“法律理念中的理想目标模式及其实现需要凭借法律固有价值的释放,如果法律没有这种价值或人们不能在实际上使该价值释放,则法律理念中的理想目标便不能实现”。另一方面,“法律理念中的理想目标必须与法律价值保持一致,否则,是不能指望通过该事物实现理想中的目标”。{38}75
  从金融法来讲,金融法的价值目标体系是深度根植于金融法律实践的,金融法“三元目标价值体系”是对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法律实践的高度提炼和总结的结果。金融法的“三元目标价值体系”无法独立实现,而必须依赖于金融法的正确理念的确立才能最终实现。金融法理念中的理想目标模式必须与金融法的价值目标,即“三元目标价值体系”保持高度的一致。
  因此,作为高阶的法律价值目标,金融法只有充分借助于法律理念的指引和金融法基本原则对金融立法、监管执法以及金融司法等各大环节的规范,方能最终产生价值释放、化主观为客观、变理想为现实的结果。因此,探寻和确立正确的金融法的基本理念对于金融法价值目标的实现意义非凡。那么,金融法“三元价值目标体系”对于金融法基本理念都有哪些基本要求呢?或者说金融法的基本理念到底必须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才能与金融法的“三元价值目标体系”一一契合呢?从上述关于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的关系来看,立法者赋予法律的内生价值必须借助于正确的法律理念的指引、规范才能真正实现,这就表明,以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为基础的金融法,其基本理念的提出必须有益于实现金融公平、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换言之,在强调传统金融深化目标的同时,我们得更加注重金融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和金融的公共安全保障功能,将金融公平和金融安全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而金融法基本理念的确立则必须完全符合助力这三大价值目标最终实现之目的。
  (三)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与金融法基本理念的革新
  法律理念“不仅具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和精神”。{39}根据金融禀赋结构理论,金融结构是金融深化的决定性中间变量,是实现金融法价值目标的决定性参照系。那么,要实现金融公平、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金融法就应当确立最优金融结构理念为其基本理念。最优金融结构理念是指,金融法必须严格遵循金融禀赋结构理论,始终将最优金融结构作为引导金融立法和金融法律运行的元理念。金融法必须主动消除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实际金融结构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公权力滥用行为,并在金融宏观调控法、金融监管法等各领域将最优金融结构的基本理念积极融入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实践之中。最优金融结构理念是实现金融法“三元价值目标体系”的理念保障,这是因为:
  第一,最优金融结构理念是实现金融公平的重要前提。公平是法的逻辑前提,{40}494其本质是对于同类主体与事项给予同等对待。{41}230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公正是金融法的重要内容。{42}25我国的金融不公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体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等领域均有突出反映。客观地讲,这是金融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也是传统金融法下,金融机构单纯聚焦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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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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