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
【副标题】 以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为例的批判
【英文标题】 “Retrogression of Legal Norms”and “Anti-Dogmatization”
【英文副标题】 Criticism on Unit Crime Without Explicit Provision in Law
【作者】 刘艳红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规范隐退(论);法教义学;单位犯罪;有罪论;无罪论;形式法治
【英文关键词】 Retrogression of Legal Norms; Legal Dogmatics (Rechtsdogmatik); Unit Crime; Theory of Guilt; Theory of Innocence; Formal Rule of Law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95
【摘要】 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具有密切关联,后者是保障前者实现的基本工具和技术力量。规范隐退论破坏了法治的最低形式限度,也是对法教义学的背离。刑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正是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的典型代表。如何处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一直以来是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关注的重点,该问题经历了无罪论到有罪论的发展变化与理论争议。然而,有罪论既是对刑法规范的消解,也是对刑法教义学奉现行刑法规范为圭臬之主旨的违背,它破坏了形式法治的安定性,迁就了功利主义却抛弃了规则主义,满足了实用主义但违背了法实证主义。根据中国刑法所采取的大陆法系国家“法人实在论”,既然“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确立了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刑法规范依据,因而“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则不应当负刑事责任”成为必然的结论。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确保形式法治至上,并确立法教义学的基本视角。
【英文摘要】 The formal rule of law is closely related to legal dogmatics, which is the basic tool and technical force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rmer. Retrogression of legal norms undermines the minimum formal limit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is also a deviation from legal dogmatic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aw, there is no explicit stipulation o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unit crime which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trogression of legal norms and anti-dogmatics. How to deal with the unwritten stipulation of unit crim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China's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This problem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from the theory of innocence to the theory of guilt. However, the theory of criminology is not only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norms, but also a violation of the current norms of the criminal legal dogmatics.It undermines the stability of formal rule of law, accommodates utilitarianism while abandons rule-ism, and satisfies pragmatism while violates legal positivism. According to the “corporate realism” adopted by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countries in China's criminal law, since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the unit that committed a crime by law shall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has established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unit'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o “the unit that didn't commit a crime by law shall not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we must ensure that formal rule of law is paramount and establish the basic perspective of legal dogmat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304    
  
  罪刑法定既是刑法的帝王原则,也是刑法教义学中的帝王教义。原则理应遵守,教义必须服从,“教义就是听从,根据立法者”的意思。[1]对于单位犯罪,我国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明文规定单位可以作为犯罪主体成立的犯罪是为单位犯罪;其他刑法规定只能由自然人构成而单位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如果现实中单位实施了,比如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则为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为行文简约,本文将法无明文规定而现实中单位实施了的犯罪称为非单位犯罪,必要之处,则仍然使用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之表述。近年来,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大量非单位犯罪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界出现了有罪与无罪两种论调,前者主张按照个人犯罪处理,后者主张按照无罪对待。为了解决实务与理论上的这一争议问题,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数量较多且前后立场不一,它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新的问题。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以下简称《单位犯罪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解释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持有罪论的立场。立法解释出台后,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司法实务定罪有据,理论争议中的有罪论胜出,各方争议看似顿消。然而,在中国法学界教义学化方兴未艾之际,尤其是刑法教义学化兴盛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以及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仍坚持单位犯罪法定主义的情况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持有罪论的立场,其实问题重重。对之加以反思,也许正是对我国法教义学事业的尊重。
  一、“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一个紧密相关的话题
  (一)何为“规范隐退论”?何为“反教义学化”?
  晚近以来,随着中国刑法解释理论与技艺的日益发达,在一些刑法解释场合,解释者看似在解释刑法规范,实际上却是在进行“解释性立法”,以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在这些场合,解释的对象即刑法规范看似非常重要,实际作用却在减弱和隐退。法律成为某些法学研究者手中随时可以“揉捏”的对象,“创造性成了法律解释的本质,对法律的忠诚很少被人提及,法律的规范约束作用越来越小”。法律规范的权威受到了质疑,打着各种旗号的刑法解释例如客观解释、实质解释等被倡导,“法律规范作用的隐退已经在法学研究中实现了‘软着陆’,成了时髦法学的显著特征”,法律的“规则之治实际上已经被荒废”。[2]法律规范的隐退,意味着创造性法律解释的凸显和法解释对象即法律的规范作用的降低,解释者的主观性在法律解释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法律的权威在降低,这种带有“规范隐退”性质或倾向的主张可被称为“规范隐退论”。
  刑法教义学的日益发展使刑法理论日益丰富,尤其是刑法解释论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此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规范隐退的现象,这恐怕是法教义学者始料未及的。如果法学界也有热搜榜,那么其头条毫无疑问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是当下中国法学研究者最为热衷的法学研究范式。法教义学来源于德文Rechtsdogmatik,其中的dogma意指定理、原理或原则,后来引申为教义或信条。因此,教义学就是讨论原理、原则或教义、信条的理论学说,是指“信奉特定的思想或经典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法律信条论的信奉对象当然就是法律本身,而且包括法律的原理和原则”。[3]在刑法教义学者看来,刑法教义学等同于刑法解释学,[4]其原因在于,“从历史上看,法律的权威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它的理性研究的态度之上,而是借助于政治上的强者。因此,传统法学对法律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对之深信不疑的基础上,而鲜有批判精神。一如对圣经的解释态度,法律解释学也因此被称为独断型解释”。[5]这决定了法教义学从一开始就和法解释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并进而被我国学者作为将刑法教义学等同于刑法解释学的理由。由于刑法教义学强调其是对“确切的概念进行理解,从而使正当的判断成为可能”,[6]简言之,是对刑法规范的解释及其基础上的体系化,这就导致刑法教义学者认为将不好的法律解释为好的法律,才是一个刑法教义学者的最高追求,由此导致了法治立场的丧失和对法规范的解释性消解,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解释技艺丰富、解释功能强大、乃至无所不能的“解释万能论”,却忘记了解释的合法性应该取决于对法规范的恪守而不是超越。由此一来,在一直以来为人所传诵的刑法格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的影响下,刑法教义学者都在基于释法中心主义而致力于对刑法规范的解释,并在对法规范的解释中随着解释机能的日益强大而最终使解释超越了规范,解释日益成为解释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对法规范的忠诚诠释;法教义学的解释功能发展成为准立法功能,刑法学者似乎正在打着法教义学的旗号消解法教义学,我国刑法学的教义学化也因此滑向了“反教义学化”。
  刑法解释学虽然认为“法官解释法,但不制定法”,[7]然而,解释者却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引导着法官去制定法,解释者不断通过新的解释结论冲破刑法规范的既有边框,刑法规范的约束功能被合理性、正当性等实质与客观需求取代。比如,在没有探讨刑法第13条的但书是否适用于类似于醉驾、扒窃等行为的出罪的情况下,就直接将该但书适用于轻微罪予以出罪,从而实际上相当于消解了刑法第133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与刑法第264条扒窃型盗窃罪的刑法规范;将过失共同犯罪强硬解释为刑法第25条的共同犯罪,从而消解了该条“故意共同犯罪”之明确规定;将生产经营的内容扩大解释为几乎所有领域和空间的业务,从而消解了刑法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规定;将承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解释为刑法第388条中的“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消解了该条的该规定;将几乎一切没有被规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解释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而消解了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将所有打群架而且不论打了或没打的行为解释为聚众斗殴罪,从而消解了刑法第292条的规定;不加区分将盗窃所有虚拟财产的行为解释为盗窃罪,从而消解了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规定;将玉米案中的正常买卖行为解释为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罪,从而消解了刑法第225条的规定;将有偿使用抢票软件的行为解释为倒卖车票,从而消解了刑法第227条第2款有关倒卖车票、船票罪的规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的一体化关系
  “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是一体的,规范隐退论就是反教义学化。“规范性以及法的效力乃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法教义学是将成文法和法官法联结起来的纽带”,[8]因此,法教义学将现行刑法规范奉为“圣经”,不允许随意批判而提倡恪守刑法规范的解释,处理刑法规范而非法律事实是刑法教义学的边界,而在解释刑法规范时,不允许以刑法规范之外的东西为基础,正因如此,才会有“法教义学彰显对法条的尊崇”[9]之论断。总之,法教义学化以法律规范为核心,以法律解释为方法,以教义发展与体系构建为理论目的,以服务司法实务为实践目的。如前所述,法教义学是一种独断型解释。根据康德的观点,“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常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处罚,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存在”。[10]独断型解释与主观解释关系深厚,它意味着对立法者意图的肯认,主张对法规范采用主观解释,通过主观解释探寻法规范的立法目的。很显然,法教义学与形式法治以及主观解释一脉相承。“相反,所谓的‘客观解释’则是主观的法官造法。因此,主观解释是客观的;客观解释也是主观的。”[11]主观解释“释有”,客观解释“释无”;主观解释追寻的是立法者的法意,客观解释表达的是解释者的立场。前述所有导致刑法规范隐退的解释案例都是采取的客观解释,而且是一种极端的客观解释。如果说一般的客观解释只是丰富法规范的意义,极端的客观解释则是在立法,它使解释结论远离既有的法规范,规范不再重要,解释结论创立的新的规范才是目标,一如盗窃罪中扒窃行为一律入罪的规定被架空,而被以但书为由强行解释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扒窃行为才能入罪,从而导致其与盗窃数额较大和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变成一样的入罪标准。“在司法过程和法律解释中,追寻法律的原意似乎已经成了笑柄。人们忘记了,法律的独断性是与法律解释的探究性相联系的,而只是在以探寻的方式寻找意义。”[12]而现在,解释者对时代背景、打击需求、利益衡量等因素的过多考虑,使得刑法规范的意义不是被探寻而是被创立,刑法规范只不过是解释者的泥塑。假时代的客观需要之名,各种打击犯罪的现实需求一再挑战着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如果法教义学离开了规范,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演变为了社科法学或者政法法学,但肯定不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中的教义通过解释与发展规范而形成,规范又进一步固化教义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它正是通过解释刑法分则中的每一个罪刑规范,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历经刑法规范与各种不同案件事实的对接,发展出不同的精妙的解释理论,如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等;与此同时,刑法规范又通过总则与分则对构成要件的规定,进一步维护和发展了犯罪构成理论。离开了规范,法教义学就没有解释的对象,进而也无法形成“教义”。当下,中国法学教义学化热潮涌动,教义学研究成就斐然,然而,很多教义学者打着教义学的幌子,以教义学研究之名在解构规范、消灭教义。当种种刑法解释看似围绕刑法规范进行而实际却是在违背甚至抛弃刑法规范之时,不但表明刑法规范在隐退,而且也是对法教义学的背离和违反,因为这与法教义学以规范为核心的宗旨愈来愈远。
  规范隐退论以及反教义学化的共同危害是损害形式法治。形式法治是法治的阿喀琉斯之踵,突破形式法治就是反法治。法律规范是形式法治的体现,代表了法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形式法治的重要价值,因此,对法律规范的尊崇是对形式法治尊崇的必然结果。法教义学之所以得到更多人的拥簇,恰恰是因其天然的形式法治特性。法学界对于形式法治观的理解和接受,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部门法学科各种法教义学主张的出现”,如“刑法学科从刑法哲学、刑事政策学等多元视角回归到对刑法教义学的强调”,因为“法教义学正是一套约束法律判断,避免恣意,避免法律外因素对法律判断的影响,保证形式公正的基本工具”。[13]因此,在中国刑法学者批判传统苏俄刑法时,刑法教义学成为取代苏俄刑法理论的新工具,以化解后者的政治性、随意性等与法治建设不相协调的基因,为此,晚近二十余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一直行进在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之路上。既然如此,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就不能置刑法教义学所要求的形式法治之底线于不顾。“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刑法规范”。[14]刑法规范被遵守的程度决定着形式法治的实现程度,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要求严格恪守刑法规范,因此,刑法教义学的解释应当在合法性原则的范围内进行,严格恪守刑法规范才能确保解释结论的形式合法性。法规范隐退的背后,是对法教义学以规范为核心、以形式法治为底线等特质的违反,“以自由为代价而扩大国家的职权,损害主体权利,通过拓展例外大规模地突破法律原则”,[15]最终导致“形式主义法治所张扬的规范作用在降低”,[16]进而导致形式法治受到损害。如果刑法解释不是强化刑法规范约束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泛化刑法的作用,使之成为随需就用的两可之法,则无穷之端就会产生,这将会大大削弱刑法规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从而导致刑事法治国的目标难以实现。
  只有捍卫法教义学的规范思维,才能建立(刑)法教义学。法教义学的特点是重视规范,以规范为前提,对规范的解释以及体系构建乃至发展出教义,是整个法教义学的核心工作。规范思维的特点是对错有无直接明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属于罪刑法定之外的罪、未入刑的罪,因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罪,至多只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罪。没有规定就不能解释出有规定。比如,刑法分则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就不能通过惩罚单位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而在事实上将单位作为该罪的主体。规范思维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贯彻形式法治,只考虑是否有规范以及是否有罪,而不会仅仅以处罚的实质正当性例如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造成严重后果来决定是否入罪。在入罪的问题上,必须恪守规范正义,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就会失去它的法治意义。实质的判断是在既有形式条文的前提之下以及对该条文本身的价值拓展,比如对信用卡诈骗罪中“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理解,从伪造本身的含义、其与变造的区分以及刑法分则对伪造与变造犯罪的体系性规定等,决定是否将变造行为解释为伪造,亦即伪造的实质内涵需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来决定。但是,如果信用卡诈骗罪中没有规定某种行为如恶意透支为犯罪,无论此种行为的危害性后果如何严重,也不能以实质超越形式,以后果代替规范进行入罪。不捍卫法教义学的规范思维是反教义学化的,刑法教义学将无从建立。
  二、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之处理:无罪论抑或有罪论
  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在当下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乃至刑法理论上,基本上是以有罪论为主导。然而,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因何形成?是否伴随有无罪论的不同意见?有罪论的产生及其与无罪论的争论,是否属于规范隐退论所说的范畴?有罪论违反了法教义学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了解关于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入罪抑或出罪的观点的发展脉络及其现状。
  (一)单位盗窃:三部司法解释有罪论立场之确立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日益频繁,相应的,各地出现了很多单位窃电案件并日益突出。由于当时的刑法亦即1979年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是否及如何处理单位窃电案件,便成为困扰各地司法机关的一大问题。为此,1996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996年单位盗窃解释》),规定:“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产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
  现行刑法施行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加活跃,各地的单位盗窃案件此起彼伏。以单位窃电为代表的单位窃取各种能源的案件不断涌现,从而使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非单位犯罪如何处理,成为一时之间的新问题。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单位不是盗窃罪的主体,因此不应以盗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实务中此类问题过于突出,下级司法机关不知如何应对,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怕于法无据,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又有悖于我国以社会危害性主导的犯罪观。各地司法机关不断向最高司法机关请示。2002年8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2002年单位盗窃解释》),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该解释延续了《1996年单位盗窃解释》的立场和内容,肯定了对单位实施的盗窃行为应予刑事处罚。在现行刑法第264条盗窃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前提下,该解释等于承认了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如盗窃罪)应该以犯罪论处,只不过追究自然人而不是单位的刑事责任,此立场,姑且称之为单位盗窃的有罪论。
  十余年后,盗窃罪无论数额还是表现形式均发生了诸多变化,比如,就单位盗窃而言,发生了很多单位出面组织策划、指使盗窃犯罪,但又不一定为了本单位利益,可能是为了别的单位利益,可能是为了组织者等的利益的案件,对何为“单位有关人员”也争议颇多。《2002年单位盗窃解释》渐渐不能适应盗窃犯罪的变化。为此,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单位盗窃解释》),其第13条规定,“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本解释有关规定的,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较之于《2002年单位盗窃解释》要求“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的规定,该解释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单位盗窃的有罪论立场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第一,将“单位有关人员”明确为“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第二,将“为谋取单位利益”的规定取消,从而使得没有为单位谋利的情况也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扩大了追究单位实施盗窃犯罪的刑事责任范围。但是,无论如何变化,《2013年单位盗窃解释》总体上只是借鉴了《2002年单位盗窃解释》的“相关规定,明确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符合刑法第264条及本解释有关规定的,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17]
  (二)单位实施其他非单位犯罪:有罪论的延续与无罪论的出场
  晚近二十年,我国其他有关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有四部,其中三部延续了单位盗窃司法解释的有罪论立场,一部体现了无罪论立场。有罪论与无罪论在司法解释立场上的对立延续,折射出对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不能武断地以有罪论一以定之。
  体现有罪论立场的三部司法解释分别是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计算机犯罪,偷越国边境犯罪而颁布的。第一部是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判决裁定解释》),其第4条规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本解释第三条所列行为之一,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为只能由自然人构成的犯罪,对于单位实施本罪如何处理,该司法解释采取了有罪论立场,但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第二部是2011年8月1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1年单位计算机犯罪解释》),其第8条规定,“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实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达到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前,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共四个计算机犯罪罪名均为自然人犯罪,单位本不构成犯罪主体。针对实践中诸多单位实施计算机犯罪的情况,《2011年单位计算机犯罪解释》采取了有罪论立场,但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第三部是2012年12月12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偷越国边境解释》),其第7条规定,“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条、第三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刑法第318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第320条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第321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均为自然人犯罪。该解释采取有罪论立场,将单位实施上述三种犯罪认定为有罪,并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体现无罪论立场的一部司法解释是针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罪颁布的。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1年金融会议纪要》),就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刑法第193条贷款诈骗罪是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犯罪,当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既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直接负责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虽然纪要规定有些时候的贷款诈骗行为可以按照合同诈骗罪来处理,但那是因为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而合同诈骗罪属于既可由单位构成又可由自然人构成的犯罪,当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且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时,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纯属根据法条竞合理论处理的结果,即使纪要不如此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应如此认识和操作。换言之,纪要关于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时按合同诈骗罪处理的规定,属于重申和提示性的注意规定。因此,《2001年金融会议纪要》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罪这种非单位犯罪采取了无罪论的立场,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单位和自然人都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有罪论对无罪论的终结: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立法解释
  分析上述七部有关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的效力。首先,《1996年单位盗窃解释》已经失效。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高检发释字[2002]2号)明确规定废止高检发研字[1996]1号,因此该解释已失效。其次,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针对同一问题的司法解释只应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原有的司法解释自动失效。据此,《2002年单位盗窃解释》失效,应该适用《2013年单位盗窃解释》。因此,上述七部司法解释仍然有效的应该是《1998年判决裁定解释》、《2011年单位计算机犯罪解释》、《2001年金融会议纪要》、《2012年偷越国边境解释》、《2013年单位盗窃解释》。去掉两部失效的司法解释,剩下的五部司法解释仍完整地体现了关于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的有罪论与无罪论的对立。
  为解决以上司法解释的相互矛盾,防止今后再出现单位实施其他非单位犯罪无法可依的情况。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单位犯罪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较之有关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该立法解释无疑具有普遍适用性。《单位犯罪立法解释》沿袭了以关于单位盗窃犯罪的系列司法解释为代表确立的有罪论立场,统一明确规定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时一律按照犯罪处理,并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该立法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4930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