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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事实认定的审查
【作者】 刘辉【作者单位】 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1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463    
  民事审判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乃法官之权限“。眼光之往返流转”于事实与规范之间,[1]乃诉讼中法官之职责。民事监督案件中,检察官不具备重新认定事实之权限,而是依据原审卷宗、新证据,以及调查核实的材料,审查法官对要件事实如何作出认定,进而裁断是否存在法定的监督事由。有鉴于此,笔者对检察官如何审查生效裁判的事实认定作一探讨。
  一、裁判中的事实
  民事检察监督中,事实审查的对象是“法官裁判中的事实”,而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事实”。与诉讼相关的事实,其内涵具有历时性特征:感知纠纷的亲历者,将纠纷事实带入到诉讼中,形成案件事实,再由法官认定后形成裁判事实。
  裁判事实是裁判者以法律的形成确定为真的案件事实,是裁判者在综合分析和审查全案证据的基础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具体而言,是法官对所要适用的实体法规范中所包含的要件事实;是经过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不断剪裁后,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在此过程中,程序起到了让参与者充分表达,吸收不满和达成共识的作用。法官在裁判中应努力确保程序的公正,并依据证据规则对事实加以认定,通过可采信的证据,拼图式还原纠纷事实。裁判事实的正当性实质在于诉讼程序所发挥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官的身份地位。
  如果当事人认为法官认定事实有误,申请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予以监督,或者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裁判事实进入民事检察监督的审查环节。但此时,检察官已经无法再参与到原案的审理程序中,而只能通过原审形成的各项证据材料,比如原审卷宗、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以及检察官调查核实的其他证据材料,对法官认定事实是否正确作出判断。判断的标准由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具体加以规定。
  检察官只具有法定标准内的监督裁量权,不具备代替法官重新作出案件事实认定的权限。因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制度价值是实现检察权对审判权运行的监督,而不是救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恢复客观真实。同时,即使在原审诉讼化的构造中,根据民事诉讼的特性,也要倡导事实探知的相对化,避免事实探知的绝对化倾向,[2]遑论非诉讼化的检察监督案件审查模式。检察官的工作是因循法官的审理思路,比照关于事实认定的法定监督事由,作出应否监督的司法判断。而不宜越俎代庖,重新进行“书面审”,甚至依职权调取新证据。
  二、审查事实认定的要点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嵌入在整个案件审理中的。因此,需要对法官审理案件整体把握后,才能对事实认定是否正确作出评断。要件分析审判思路是近年来较受推崇的法官裁判方法,[3]这是一种建立于实体法律规范构成要件分析基础上的审判方法,契合于大陆法系规范出发型的法律传统。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的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备,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尚在形成之中。辩论原则、主张责任、法官释明以及诉讼中的协同主义等理论层面的讨论,大多还没有通过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完全落实于诉讼实践当中。故此,要件分析审判思路目前还只是倡导性的裁判方法,只有少部分案件,通过审查原审卷宗,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法官的审理思路。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法官诉讼指挥能力和心证公开尚待加强。
  当前情势下,检察官不宜苛求完整清晰的要件审判,审查事实认定时,重点应关注要件分析审判思路的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审查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是否明确。庭审中,法官首先应当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其不仅是被告抗辩的前提,更是寻找基础规范,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依据。在民事监督案件审查中,不能仅凭起诉状和答辩状作出判断,因为当事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变更诉请,或者由于诉辩主张与理由不匹配,经法官释明后作出变更。所以,必须仔细查看庭审笔录,寻找到法官通过庭审固定下来的当事人诉辩主张。法官在审理中,遇有当事人主张不明确或前后矛盾时,应当进行释明,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坚持不变更的,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此时,如果法院径行以当事人未主张的法律关系作为诉讼标的,并作出裁判,则不仅代替当事人行使了起诉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检察机关可以程序违法为由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对原审中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无权也无需发挥任何主观能动性。爱法律,有未来
  其次,梳理权利请求和抗辩基础规范。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明确后,法官应当找到其所对应的实体法律规范,并分析权利请求基础规范及对立规范的构成要件,以便进一步展开审理。法律规范是大前提,认定的要件事实是小前提,如果小前提可以涵摄于法律构成要件之下,则发生规范法律效果。其中有两处难点:一是只有完全法条才能成为法律适用的大前提,否则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或者法律补充进行规范的组合,以获得该当的完全法条。二是实体法规范与案件事实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对应关系,法官的目光需要来回地穿梭于事实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间,尤其遇到请求权聚合或请求权竞合的情况,当事人对基础规范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其实体利益的实现。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必须认真梳理所有相互对应的基础规范及其构成要件,对法官适用法律正确与否作出判断,而不是代替法官重新适用法律。
  最后,审查基础规范的各要件事实如何被认定。“要件分析审判思路的实质,在于判断当事人主张的各项要件事实是否完全涵摄于实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尽管引起当事人争议的生活事实错综复杂,但真正与案件裁判结果相关的,只是所谓的要件事实。因此,要件事实是要件分析审判思路的核心证明对象。”[4]法官对于要件事实的认定则必须遵守民事诉讼的各项证据规则。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据采纳标准等,审查认定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形成对高度盖然性案件事实的判断。检察官的职责在于根据法定的监督事由,检视法官形成心证的过程是否符合证据规则。比如,新证据的认定、证据合法性的判断、证明力大小的排序、证明标准的把握、证明责任分配等。
  三、事实错误的法定事由
  (一)对“新证据”的理解与把握
  1.当事人申请监督所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的证据”。规范研究显示,再审“新证据”的判断标准呈现弹性化趋势。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十四条原则性地规定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其后,2008年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将其细化为新发现的、新取得的、新产生的和复活的四种情形。[5]
  “新证据”缘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弥补了“随时举证”转变为“限时举证”对实体正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随着公众、学界以及实务部门对《证据规定》中举证时限过于刚性的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对举证时限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举证期限的确定不再以一次为限,可以酌情再次确定。“新证据”的判断也转向为考察当事人主观方面的实质化标准,并且规定,即使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也会由于“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证据本身不产生失权后果,而只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事人代之以训诫、罚款处罚。新规定更契合我国司法实务,更具灵活性,在保障诉讼效率的同时,也兼顾了实体公平。对比司法解释中关于“新证据”细化的四种情形,变化主要在于对“新产生”的证据做了更宽泛的解释。[6]
  鉴于“新证据”法律规定的弹性化,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监督案件时,考虑的重点应当从当事人提出新证据的时间和主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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