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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律师》
律师调解制度的探索创新与完善路径
【作者】 龙飞【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
【分类】 律师【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页码】 2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603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律师作为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社会职责。随着新时代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我国律师队伍不断壮大,服务领域也不断拓展。律师作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主力军,是化解矛盾纠纷的一支重要队伍,其独特的专业、职业和实践优势,在参与调解纠纷、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解纷需求,合理配置社会解纷资源,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法治化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律师调解制度的内涵和发展阶段

《律师法》规定了律师的三种职能,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客户代表)、维护社会正义(公益载体)以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还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律师调解制度可以说是基于律师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功能而衍生出来的一个相对新的制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矛盾复杂叠加,争端纠纷不断剧增,社会价值丰富多样,以诉讼为中心的单一价值取向已不能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今天,若律师仍只将目光局限于如何为当事人赢得诉讼而不是促进纠纷彻底有效解决,如果只将职业领域限定在代理人或辩护人,从而忽视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调解员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责,就可能会失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律师调解制度是由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或者参与到各类调解组织作为调解员,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律师调解不属于按调解属性分类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等调解形式,而是以从事调解的人员身份划分,诸如律师调解、专家调解等。律师作为调解员,可以参与到人民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商事调解组织中作为该调解组织的成员,也可以设立律师调解组织,提供职业化、专业化的调解服务。

开展律师调解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益于社会治理法治化。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36.5万多人,律师事务所2.8万多家。2017年,律师共提供各类公益法律服务322.8万多件,其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7.8万多件,参与调解11.6万多件。律师加入调解员队伍,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新的增长点。律师凭借职业优势成为社会治理建设中的新生力量,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打开了“另一扇门”,有助于纠纷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社会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二是有利于拓展律师业务领域。律师调解的专业性、高效率、灵活性、非官方性都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职业律师加入社会化调解队伍,可以主持调解各类民商事纠纷,拓展了律师的业务领域,能够满足市场主体对调解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三是有助于“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跨境金融贸易和基础工程建设、国际物流、海事海商、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纠纷不断增多。传统的司法制度在解决跨国跨境商贸纠纷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冲突等诸多问题,调解成为解决国际商贸纠纷的首选方式。一些境外律师已经将目光瞄准“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调解市场。国内律师界应当抓住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培养一批既了解国际贸易规则,又有专业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的律师调解员队伍,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中,提升我国在国际纠纷解决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公信力。

二律师调解试点的探索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试点工作开展半年以来,各地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积极投入,创造性地开展律师调解工作。

(一)律师调解的试点实践。

一是逐步完善律师调解制度规范。北京、浙江、安徽、山东、广东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和司法厅联合出台本辖区落实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二中院与上海律协建立常态化全方位合作机制;深圳中院与市司法局签署《关于开展律师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杭州市司法局、杭州市中院签署《关于建立律师参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会议纪要》,为律师调解提供建设方案与流程设计。浙江、安徽法院积极开展律师在线调解工作,西湖法院律师调解员在“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上实现了在线案件管理、调解、生成调解协议与申请司法确认等;宁波市在“12348浙江法网·宁波”设立网上律师调解中心。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二是探索新型律师调解组织。实践中,律师作为个人加入人民调解组织提供公益服务,或者加入商事调解组织提供市场化调解服务。《意见》首次明确律师调解组织的组织形式,规定律师协会可以设立调解中心,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调解工作室,将律师调解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组织形式,既扩大了律师调解的执业空间,也为律师调解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是加强法院与律师调解的对接。《意见》规定,试点地区的各级人民法院要将律师调解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试点地区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或者诉调对接中心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经律师协会推荐或选拔进入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在法院律师调解室的建设上,四川省有118个法院引入律师调解,设立律师调解室113个;厦门湖里法院与市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浙江宁波市法院、广东中山市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静安法院均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在选拔律师进入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上,北京丰台区法院建立60人“专对专”律师调解员队伍;深圳前海法院首批引入88名律师调解员,其中有22名外籍和港澳台籍律师;安徽马鞍山中院聘请30多名律师参与多元化解;杭州两级法院共聘任律师调解员308名,杭州中院聘请特邀律师调解员101名,西湖法院与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汉鼎律师事务所等签订了《诉调衔接合作协议》。这些试点法院通过严格规范律师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程序、调解效力等,有力地支持律师调解的健康发展。

四是积极开展公益律师调解。目前,试点地区一些律师事务所设立内部的律师调解中心开展的均是公益调解。江苏常州博爱星律师事务所成立首个免费律师调解工作室,每年拿出增收部分的5%设立法援基金,鼓励律师从事调解工作。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设立家事调解中心,盈科律师事务所设置调解中心,广东中元、保信、洋三律师事务所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宁波全市8家市属律师事务所全部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为社会提供公益调解服务。

(二)试点发现的问题。

律师调解作为新兴事物,实践中对律师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定位、覆盖面的宽窄、开展的方式等仍不清晰,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

一是对律师调解的理念认识不到位。大多数律师习惯于作为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参加诉讼,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通常不主张当事人选择调解,甚至反对调解。律师群体对律师调解制度还未形成普遍认同感,认为调解似乎就是“田间炕头”“和稀泥”的低端业务,更愿意从事诉讼代理或者合同审查、公司并购、股权转让等高端业务,而没有认识到律师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包括提供调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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