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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音乐著作权司法裁判的一些思考
【作者】 熊文聪【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
【中文关键词】 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司法裁判;法律解释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24
【摘要】

司法审判包括事实认定、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三个主要环节。在解决音乐著作权纠纷时,法院既要对音乐作品的内涵、性质及其创作、传播和使用过程中的特殊之处做全面、客观的理解,又要秉持“作品整体观”和民法基本原理,运用社科法学的思路与方法论得出妥当的结论,并在说理和解释时,既要合乎逻辑和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又要符合公众的认知习惯及社会实践,保证裁判的可接受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2333    

“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家尼采一语道破了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的确,相比于小说、美术或电影,音乐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艺术了。无论是什么年龄阶段、思想性格、知识水平抑或职业工种的人群,都有随时收听各类音乐的需要。音乐还是不必翻译的语言,是世界各民族进行心灵沟通和文化交流的最好催化剂。本文所称的音乐(作品)不仅包括词曲作者创作的文字符号,也包括经演唱(或演奏)并固定在载体上的录音。需要指出的是,现行《著作权法》刻意将录音称之为“录音制品”,仅受所谓的“邻接权”保护,以区别于受著作权保护的词曲作品,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录音绝不是简单机械的声音记录,而是需要投入时间、财力和智慧,体现表演者和录制者个性化偏好和独创性选择的演绎表达(就算是录制同一首歌曲,不同录制者的取舍空间也很大),故其与词曲作品一样,都是创造性智力成果。在一些国家,录音之所以放在邻接权而非著作权体系下保护,并非必然的逻辑产物,而是偶然的历史缘故。[1]

和其他作品一样,音乐与著作权结缘也是拜传播技术所赐。[2]当然,相比于其他作品,音乐无论是创作、演绎还是复制、传播,对技术的依赖性更甚。例如,音乐的初始形态多为曲谱,如果不经过表演及灌录成唱片,公众无法欣赏,而表演和录制显然包含技术,会产生新的作品和新的主体,也就自然会增加交易的复杂性。再例如,音乐往往短小精致,很容易在多种载体上快速复制、保存和传播,又难以通过在每首歌曲的开始或中间阶段插播广告的方式获取收益,导致音乐创作者和权利人总是要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谋求对既有的法律概念做扩大解释,而规则调整又会遭到技术革新者和作品使用方的抵制。不难发现,《著作权法》中的诸多概念和规则(如法定许可、集体管理)都跟音乐作品紧密相关,或者说主要是为了解决传播音乐带来的利益分配难题。好在著作权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历史淘洗,一些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沉淀下来,能够借此举一反三、以不变应万变。同其他类型的案件一样,音乐著作权纠纷实体问题的审理流程无非也是三个环节,即事实认定、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

著作权案件主要涉及权属和侵权两部分的事实认定。由于作者保存证据意识不足、举证能力有限,加之数字网络环境下作品创作、发表和传播的复杂性,导致确认权属成为司法审判需要首先解决的难题。《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进一步细化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作品的署名推定权利归属。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符合行业惯例的权利人声明等,可以作为证明权利归属的初步证据。”关于初步证据的采信标准,实践中存在“数量论”“表征论”“无相反证据即可推定论”等不同观点。[3]实际上,依照诉讼法原理,民事诉讼采优势证据原则(即所谓的“高度盖然性”标准),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可见,法官对权属初步证据的审核与采信是在个案中遵循证据规则进行综合判断的“自由心证”过程,并无标准化的统一公式,而应当重点考察的是举证的技术条件、客观因素及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有关侵权的事实认定同样如此,由于信息化时代作品使用与传播的隐匿性、快速性,证据极易灭失,取证难、取证贵,好在新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难关。在2018年的“活着便精彩”案中,法院采信了原告提交的时间戳证据,最终认定被告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原告管理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提供卡拉OK播放经营服务。[4]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颁行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认可了技术革新的巨大作用:“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著作权纠纷审理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同样值得关注。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固有的所谓从大前提、小前提直接推导出裁判结论的“司法三段论”面临挑战和质疑,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就疑难复杂案件而言。法理学家早已指出,司法裁判是一种后果主义的逆向说理过程,“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正确的判断需要明智有效地处理各种信息,能有效地预测和掌控后果,不要过多地关心语词的逻辑结论或推理,而是要关心、语词在社会实践中的实在后果”。[5]连法官自己也承认:“判决事实上是依据直觉和预感进行的,而非依据逻辑推论,逻辑推论只是在书写判决意见时才派上用场,它只是一份向法官自己证明判决是正确的书面论证,并使判决能够得到批评者的认可”。[6]因此,价值判断先于法律适用,价值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规定,而是取决于法官的常识认知、法律解读、理论素养、聪明才智、个性偏好、政治立场、审判经验、经济分析、对案外因素的回应和对裁判后果的预估等综合因素,可以概括为“司法直觉”。在2018年的“斗鱼直播”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斗鱼公司与主播约定主播在直播期间产生的所有成果均由斗鱼公司享有全部知识产权、所有权和相关权益。从此约定上看,主播实质上是在为斗鱼公司创作作品,作品一旦完成,权利就属于斗鱼公司。这说明斗鱼公司不仅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平台上音视频产品的所有者和提供者,并享有这些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其当然应对直播成果的合法性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故斗鱼公司不能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北大法宝,版权所有》八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免责。”[7]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并进一步指出:“斗鱼公司作为涉案视频的权利人,在涉案视频中存在侵权内容的情况下,应当对该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至于其与主播之间就涉案视频是否存在收益分成,不影响侵权行为的认定,也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承担。”[8]该司法见解值得商榷,直播平台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网络内容提供者,取决于提供“对象”的性质及谁提供了此对象。某主播进行在线直播时主动播放了涉案歌曲并将直播过程制作成视频保存在直播平台上。可见,涉案歌曲是由主播提供到平台上供网友欣赏的。虽然主播与平台之间签订有直播协议,约定主播在直播期间产生的所有成果之权益均由平台享有,但该协议显然改变不了涉案歌曲的著作权归属,更改变不了该歌曲是由主播而非平台提供、上传至网络这一客观事实。双方约定的仅仅是主播在直播时基于其个性化的姿态、语言、表情及即兴创作而产生的智力成果的权益归属,而无法对一个不属于他们任何一方的歌曲著作权进行处分或受让。

那平台在签订这类协议时是否应当如一审判决所言对因直播而产生的智力成果的合法性(是否包含未经许可使用的他人音乐作品)负有更高的注意、审核义务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注意、审核义务仅仅是针对服务提供者而言,而不针对内容提供者。上述判决一方面否认斗鱼直播平台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一方面又苛以其注意、审核义务,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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