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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大研究》
论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作者】 邢斌文【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期刊年份】 2021年
【期号】 2【页码】 1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4410    

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积极稳妥推进,如何进一步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质量、效率和针对性,愈发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完善法院审判工作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衔接机制,健全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合宪性疑虑”的制度,是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热点话题之一[1]。不过,学术界的这一思路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应当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和各级法院审判工作实践出发,慎重定位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

一、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行为与合宪性审查工作无关

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援用宪法说理的行为[2]。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法院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从此,法院在必要时援用宪法说理正式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但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行为与合宪性审查无关,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法院援用宪法不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从数量上看,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案件数量在司法实践中比例极低[3]。从目的上看,法院援用宪法说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为了处理非常普通和简单的案件,援用宪法也仅仅是在说理部分简单提及宪法文本,援用宪法的必要性很小[4]。因此,不宜过分强调法院援用宪法对于我国宪法实施的作用。

第二,法院援用宪法说理并不涉及对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判断。在实践中,法院有着明确的权限意识,对于当事人对规范性文件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均采取回避或否定态度。如在“何锦龙与启东市保安服务公司劳动合同纠纷申诉一案”[5]中,申诉人主张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法院就认为这一主张“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在个别极端的申诉案件中,申诉人要求法院对某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甚至“向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移卷”,法院都以“主张缺乏依据”或者“不在法院审理范围内”予以拒绝[6]。因此可以说,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与合宪性审查无关。

二、司法实践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取合宪性审查线索的主要渠道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确可能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例如在2003年的“洛阳种子案”中,李慧娟法官在审判中发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抵触(《种子管理条例》于2004年被新的地方性法规取代)。个别案件中,地方法院还可以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函询问的方式,发现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相抵触[7]。但是从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开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来看,司法实践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取合宪性审查或备案审查线索的主要渠道。

第一,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的线索并不来源于法院的移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主要方式是依申请审查、依据职权审查以及专项审查。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材料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备案审查案例是由法院移送的。相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作出处理前,地方法院在审判中并没有否定特定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例如,地方性法规中“超生即辞退”的规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督促地方修改之前,曾有人在诉讼中质疑有关地方性法规违宪,但法院并未支持当事人的观点[8]。潘洪斌是在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均确认《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四十八条与上位法不抵触之后[9],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并获得积极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富有争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也是由于大量公民提出审查建议和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后,才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重视[10]。可见,法院是否移送相关线索,并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工作和备案审查工作的开展。

第二,一些与上位法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空间有限。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年来披露的“有错必究”的个例,我们会发现,一些与上位法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的空间很小,当事人甚至没有机会在诉讼中质疑有关规定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故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已经超越立法权限”,经向制定机关指出后,有关规定已经修改[11]。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甘肃、内蒙古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存在上述问题,这些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专项审查中发现的[12]。笔者查询相关裁判文书数据库,并未发现地方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了这一规定。可见上述规范主要是地方交通执法部门的依据,对司法实践影响极小。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很难在诉讼活动中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并发现其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另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定某些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后,通过简单的法律检索而无须借助司法实践,就能够发现存在类似问题的规范,进而有助于地方人大常委会展开法规清理工作。比如,经笔者检索,发现在《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中存在“公安交管部门可以查询交通事故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修改上述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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