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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民法典编纂反思
【副标题】 历史使命、现实定位与路径选择【作者】 李中原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民法体系;认知体系;邦联式【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2【页码】 3
【摘要】

民法典的实际功能远未如其最初的倡导者所设想的那么完备。但传统民法典所内含的一种由概念、原理及其价值诉求所构成的法的“认知体系”具有深刻的理性基础和长远的指导价值。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民法制度的现实格局,兼顾国际法制领域的最新趋势,民法典作为一种形式化工具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地位已相对下降。当代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意义主要在于民法体系建设本身的“守成性”完善,结合“法制的稳定性”价值,其方向应当做出如下调整:放弃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而致力于完善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体系。这样的民法体系就是“邦联式体系”。“邦联式体系”大大增强了民法“外在体系”的开放性和实用性并给未来中国民法的发展保留了更大的可能性,因而不失为一种历史经验主义的务实选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215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正式将“编纂民法典”作为今后的重点立法任务之一载人了会议的最终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将“依法治国”作为党中央会议的主题,以全会决定的形式明确“编纂民法典”的任务,尚属首次。回顾历史,在30多年前正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和原则,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法制热潮”,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也随之启动并最终促成了1986年《民法通则》的通过。[1]人们有理由期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人们当然也有理由相信,新中国民法学人为之奋斗了六十余载的民法典终于等来了最佳的历史机遇。[2]
  梦想即将实现,现实却不容乐观。环顾世界,民法典的价值已经饱受非议,在欧洲甚至出现了“解法典化”的思潮。反顾自身,中国的《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已经陆续以单行法的形式施行多年,并已形成了一个以《民法通则》为统领的实践性体系,而尚未出台的“人格权法”在体系安排和内容设置上争议依旧,与此同时,立法过程所面临的诸多政治因素以及中国司法实践所面对的真正顽疾都对民法典的时代价值提出了挑战。如何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看待民法典编纂的地位、作用和路径,需要我们冷静思考。
  一、民法典的历史使命检视
  无论对民法典持何种态度,其确实已经成为民法法系的标志性“建筑”,而它在新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反复争论和难产,更使其成为了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共同心结。民法典之所以会有如此之魅力,与其在历史上所承载的诸多价值和功能密切相关。从民法史中总结出这些价值和功能,并对之进行理性的检视,当是我们客观看待民法典之社会历史意义的必要前提。应当从两个方面分析民法典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首先是民法典的哲学基础,这是分析任何近现代民法典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出发点。其次是民法典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功能,而这在理论上又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其一为内部功能,即民法典在民法体系内所具有的功能或价值;其二为外部功能,即民法典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一)民法典的法哲学基础检视
  众所周知,民法典的哲学基础是近代理性主义传统,该哲学思想经由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的传承和提炼,为近现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动力。这种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在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法典)注释学派和德国概念法学派那里被推向了顶峰。根据这一哲学观念,民法典的理性特质体现为民法原则、规则的体系化,在这样一个自洽的体系当中,主要民法问题乃至一切民法问题都可以通过体系内“概念”的运作得以解决,这也就是后世德国法学家所谓的“外在体系”。[3]
  但是,上述哲学基础自19世纪末以来便开始受到质疑乃至批判。在理性自足观念指导下的概念法学所极力追求的封闭、自足的法体系被以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为代表的自由法运动所突破时,体系外的大量价值和利益因素补充了法体系的不足,实证法思维重新回归到以“论题”为导向的综合性论证的传统上来。当然,此种论题学思维绝非对中世纪传统的简单重复,[4]它是与近代法学的体系化思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因此,此处的回归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由此,近代法学建构起来的“金字塔式”的概念体系在新的法律实践的冲击下不断松动、分化,同时也在进行着局部重整,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又重现了中世纪法学的“哥特式”的“分散整合”体系的特色,[5]尤以荷兰的新民法典体现得最为明显。当前,面对新一轮的以解构性、不确定性为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潮,源自19世纪的理性主义体系观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了。
  (二)民法典的内部功能检视
  1.法源价值。首先,从历史上看,民法典编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统一法源的功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在编纂民法典之时都面临相同的局面:本国在民法领域缺乏统一的中央立法,地方特别法复杂、混乱,亟待统一,而民法典的编纂恰恰起到了这一作用。但法典后时代的法制发展表明,法典在统一和限制地方立法权上的效果是显著的,但就中央层面的立法而言,法典的颁布并不能有效地限制民事特别法的层出不穷。时至今日,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法源均已大大超越了民法典的范畴,在法国和意大利等传统欧陆国家,民法典之外的“部门单行法典”(法国有50个左右,意大利则大约有10个)成为一种“流行”现象,内容涉及交通、消费者权益保护、商业交易等诸多经济和技术领域。[6]我国虽尚无民法典,但对照而言,在欧洲“部门单行法典”所涉之领域我国也多有特别立法,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这些特别法中的大量规定都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重要法源,但它们在未来也很难统合到民法典中去。其次,作为对“后古典—拜占庭—中世纪”的欧洲法律和宗教传统的延续,近代民法典编纂根源于一种“法律大全式”的思维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在于试图将全部的或者是某一领域的社会生活规范完全纳入到一部法典当中,这一传统也完全契合了近代理性主义的诉求。但是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面对法律爆炸式增加的现象,任何“法典”都显得捉襟见肘,“法律大全式”的初衷只能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民法典统一法源的益处之一在于集中信息以方便法律工作者和人民对法律的查寻。该功能在“印刷技术时代”是无可替代的,但在当今这个以数据库、互联网和电子查询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时代”,法典的这一功能则已光环褪去,从而陷人了“有时而穷”的窘境。[7]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民法典所具有的统一法源的功能是有局限性的,在当今时代该局限性则更趋明显。
  2.体系功能。首先,民法典最重要的内部功能就是其实现了民法的体系化,而集约化体系的主要益处除了便于查阅外,就是便于教学。传统体系——无论是法国式的、德国式的还是折中式的——至今仍然是民法法系组织民法教学的基础体系。但是,该体系化功能也存在某些固有的不周严性。传统民法典的体系主要是法学教学和研究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上是一个法的“认知体系”,而该“认知体系”乃是建立在传统的类型化范式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人身(人法)和财产(物法)、物权和债权、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等,这些类型化范式对民事生活的划分基本合理,但也并非绝对。比如人身与财产的划分无法掩盖企业法人人格权(如商号、商誉)的跨界特征;而物权和债权的划分也无法完全解释某些传统或新兴财产关系(如租赁权、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的性质;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的区分仍然是成立的,但二者在债的效果(尤其是注意义务)上的界限则因为“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的出现而逐渐模糊,比如商场对于已经购物、正在购物甚至是仅仅路过的顾客均须尽到相同的安全注意义务。出现这些交叉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类型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其次,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要求实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精准调控,这就导致现代立法的一种统一趋向,即针对社会生活的重点领域进行集中、专门的立法,从而必然导致上述类型化范式在某些立法领域中的混合,比如亲属法集中规定了婚姻家庭内部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的财产关系既包括物权也包括债权,合同法则涵盖了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而现代社会中大量的特别法(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环境保护法等)更是采用了跨越上述抽象分类界限的综合立法模式,导致民事立法体例进一步从传统的“认知体系”向法的“实用体系”转变,这也是传统民法典体系出现“解构化”、“空心化”以及“边缘化”现象的原因所在。
  从长远来看,目前在我国民法界影响较大的几种体系模式在理论方面都存在松动、变化的现实可能性。以德国模式为例,“总则”统领、物权和债权严格二分、合同和侵权涵摄于债法之下构成其基本的框架。但是,“总则”的容量是否足以容纳旗下诸多范畴是值得怀疑的,起码“法人”制度的膨胀已经远远超出了“总则”的容量,而大量的关于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的制度在德国模式的民法分则中也无法得以安排;物权和债权严格二分不仅面临着上述新型财产关系的冲击,而且作为物权和债权区分之理论基础的物权法定原则也在学术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8]合同和侵权归属于债法的模式则已经被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所突破,我国《合同法》囊括了一切财产性合同,既包括债权性的合同,也包括物权性的合同,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侵权责任”也不限于“损害赔偿之债”,还涉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这样的“物权请求权”形式。此外,以人法和财产法分立为特色的拉丁模式以及以“财产法总则”取代“民法总则”的荷兰模式,本身就近似于一种“解构”的实践,二者在实质上都认可了人法和财产法的彼此独立。
  3.创新和守成功能。由于编纂民法典乃是一个国家的民法领域甚至是整个法制领域最为庞大的立法工程,为此须调动一国主要的民法智识,并对该国民法领域的主要法源(包括学说)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所以它往往会带动一国民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民法典对于一国民法水平的提升所起到的作用被学术界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创新型,即在民法的形式或者内容上锐意创新,如设计新的体系,或者提出新的原则;另一种则是守成型,虽然其创新性不足,但主要意义在于对一国多年累积的实务和学说按照既有的通行体系进行汇编、修订,为未来的法律适用和教学提供统一的基础。[9]萨维尼将法典的主要作用定位于后者,他认为创新“之发生于一部法典之上,乃属偶然”。[10]但结合主要代表性国家的民法典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两种类型的作用往往是并行不悖的,所谓创新仅仅是相对于同时代已经制定的法典而言的。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例,在其所处的时代,相对于已有的民法典,二者均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创新:《法国民法典》在形式上首创人、财产、财产取得并立的三编制体例,在内容上则将个人主义输入所有权、契约和侵权责任领域,确立了近代民法三原则;《德国民法典》在形式上首创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的五编制体例,在内容上则提出了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法律行为理论。但是,上述民法典的创新皆是建立在本国当时主流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就此而言,这些所谓的创新仍旧是守成而已。比如《法国民法典》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成就主要取自于17、18世纪法国民法教义学的著述,只是“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这三项原则乃出自后期法典注释学者的“拔高”;而《德国民法典》的成就则更是直接得益于德国潘德克吞学派的著述。[11]由此可见,民法典的创新作用是建立在守成功能的基础之上的,仅就本国自身的学术与立法的关系而言,民法典编纂的主要价值在于守成,它的创新性相对于同时代的既有民法典而言,在根本上取决于本国民法学术的整体发展水平。
  (三)民法典的外部功能检视
  在历史上,民法典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促进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的形成。(2)往往还负载着凝聚民族精神和促进民族统一的重任。(3)宣示和巩固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尤其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私权观念。(4)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可预见性(或可计算性)。前两项功能主要发生在一国由分裂走向统一或者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比如在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以及20世纪末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此时可以通过编纂民法典促进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统一,稳定是统治者的重要政治目的。但对于一个政治、经济相对统一和稳定的社会而言,这两项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第三项功能则是所有民法典共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在现代受到了所谓“社会化”的冲击,但民法法系的主流理论坚持认为自由、私权仍然是民法的价值基础:民法典筑造了一个私权的城堡,该城堡内部有条不紊、泾渭分明,对外则构成了一道抵御公权力入侵的屏障。但20世纪以来的法制实践证明,虽然民法典所宣示的“私权领地”对公权力具有一定的屏障作用,但是公权力借助于所谓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包装便可轻易地突破这一屏障。于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倚重于宪法主导下的公法体制,相形之下,民法典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使命则相对淡化,经济和技术的因素成为了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代欧洲各国民法典的修订和欧盟民法领域的统一化运动就凸显了这一特点。第四项功能符合传统民法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完备的民法典”为商人们预见交易的法律后果提供了理性的依据。但作为这一系列假设的前提,“理性自足”和“法典完备”的迷信已经被现代哲学和现代法学所证伪,民法典的经济价值随之式微。
  综上所述,用当代的眼光来看,民法典的实际功能远远没有其最初的倡导者所设想的那么完备。随着历史的脚步迈入21世纪,建立在18、19世纪的哲学和法学基础之上的民法典体系已经疲态尽显:基于政治生态的变化(伴随着现代公法的兴起),经济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民法学说、判例和特别立法的不断发展,民法典的实用功能确实在减弱。当然,这一切“疲态”并不意味着民法典在当代社会只剩下审美功能,甚至如某些人所言,“法典已经像古董一样中看而不中用了。”[12]相反,在大陆法系各国,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交往规则,无论是财产性的,还是非财产性的,仍主要源自于民法典;此外,新型的社会交往领域的规则创新仍然可以从民法典所记载的传统规则和原则的类推、衍生中获得教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教学仍然是以各自民法典的体系为基础而展开的,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原则上仍须遵循民法典的结构和内在逻辑。这些都强烈地传达着一种信息:传统民法典所内含的一种由概念、原理及其价值诉求所构成的法的“认知体系”,具有深刻的理性基础和长远的指导价值。该体系符合法律知识的认知规律,更重要的是,它根植于那些由社会结构的长期性所决定和支持的各种因素之中。时下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该基础性的“认知体系”与新的发展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已经法典化的国家和尚未法典化的国家而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作为一个尚未法典化的国家,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有着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可能性。
  二、民法典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现实定位
  评估民法典编纂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仍须从民法体系内部的评价和民法体系外部的评价两个角度出发。内部评价涉及两个方面,即民法典编纂与当代中国民法实践的关系以及与当代中国民法理论的关系,外部评价则涉及民法典编纂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关系。
  (一)当代中国的民法实践需求:非迫切性
  新中国的民法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确立了制定民法典的目标,但历经数次起草和失败之后,我国民事立法的思路逐步转变为“批发转零售”,在此思路的指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已将传统民法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以单行法的形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陆续颁布、施行,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在《民法通则》统领下的统一的且相对完整的民事立法格局,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颁布的司法解释,总体上已经覆盖了民法典的各个主要领域,基本满足了司法实践中对法源的需求。如果说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还不够协调与完善,那么完全可通过局部的修订以及法解释上的努力予以弥补。目前实务界和学界也已经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完善中国的法解释学和法教义学上,这恰恰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民法建设的重中之重。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目前影响民事审判质量和民事执行效果的主要障碍首先来自于司法体制的束缚,其次则是源于司法人员理论水平的欠缺,而非源于缺乏立法或者法制不统一,所以,实务部门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审判方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以及司法人员业务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制定民法典并非我国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
  (二)当代中国的民法理论状况:不成熟性
  民法典编纂实际上是对本国学术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既往国家在法典化阶段要么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准备,要么则完全以继受外国法为取向,相形之下,我国民法理论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三十余载,目前我们既非白手起家,也尚未达到堪比欧、(拉)美、日诸国的成熟法学的阶段。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们起草民法典既不可能完全采用继受模式,也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自主原创。总体来看,中国民法学目前仍然处于高速成长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民法学研究由粗放型转入精细化,由多元化路径转入法教义学主导,但持续发展期较短,稳定性不足。其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制度刚刚建立,司法解释的理论性急速提升。其三,在民法的主要理论领域,甚至是在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旧的争议尚未解决,新的争论相继涌现,作为立法前提的理论共识相当脆弱。仅就当前热议的“民法总则”而言,对诸如人格权是纳入总则还是独立成编,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如何确定,民法是否应规定平等性原则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将严重影响立法的质量。其四,中国正在着手实施一系列民商事制度改革,如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及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等,这些改革的结果如何对于中国民法理论的未来走向都具有深远影响。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一味回避将导致立法内容上的粗疏,而通过立法强行终止争论则有悖学术规律。由此,目前并非制定民法典的最佳理论时机,但既然选择了立法,则必须容忍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并为将来可能的发展留下空间。
  (三)立法上的成本考量:不经济性
  民法典作为大规模造法运动的代表,从历史经验上看,其制定极度依赖于政治权威。[13]所以,在现代民主化体制下,鉴于议会制的特点(所谓的“短期国会”效应),有学者甚至感言法典“往往变成了难以实践的奢侈品”。[14]在我国,对民法典的历次讨论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民法典巨大的体量中所充斥的理论和实践争议总是使得本就不够成熟的中国民法学界屡屡陷入无休止的论战之中。因此,未来欲使整套民法典草案“顺利”通过全部的立法程序,势必要在将其拆散为各部分后逐个提交立法表决,这样就需要按照一个整体的规划(包括整个法典的结构、现有单行法律的修订方式、提交立法审议的顺序)分步展开,学界、司法界与立法者须为此通力配合,其间之困难很难预料。而且诸如物权、合同、侵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部分,现行立法齐备,仅仅为了“纳入民法典”而启动如此大规模的修法程序,其“法治效益”难谓妥当。时间一长,形势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久拖不决,再次陷入无果而终的局面也未可知。无论如何,民法典的立法成本高而效益低,实非推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经济”选择。
  (四)社会整体效果考量:守成性
  根据上文的分析,民法典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四大社会功能(统一市场、统一国家、宣示价值、经济预测)在当代中国这个市场相对成熟、国家统一、经济高度繁荣的社会中已经基本失去意义。以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和现状而言,在商品经济的长期驱动下,在民法所涵摄之领域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观念和规则,尤其是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法部类先后出台,时下起草民法典的主要功能已不在于“引领思潮、带动转型”,而只能限定于“总结成果、巩固提高”。[15]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的法制、政治和经济环境与近代法典化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以及当代转型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区别,期望民法典编纂在我国发挥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民法内部,从目前中国民法学界的理论准备角度来看,期待中国民法典的编纂能够“大幅提高法律适用理性”[16]也是不可靠的。客观来说,当代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意义主要在于民法体系建设本身的“守成性”完善。在“编纂民法典”的政治决策已然作出的前提下,法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技术上尽可能地予以解释、匡正和完善。
  三、三种方案:理性的建构还是经验的延续
  当代中国的民法典编纂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民事立法格局,在此形势下编纂民法典,必然涉及对上述已颁布的重要单行法的处理,方案不外乎以下三种:或者抛弃所有单行法,重新起草未来民法典的各部内容;或者将现有单行法作为未来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并在其基础上予以编纂;或者抛弃某些单行法,以未来民法典的相应部分取代之,而将其他单行法作为未来民法典的组成部分。
  第一种方案在我国是绝对不可行的。就比较法的经验而言,历史上采用这一方案实现法典化的国家要么是因为革命、政治剧变或者民族独立,期求实现与过去体制的彻底决裂,要么则是因为民商事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革命后采用这一方案的如法国,在政治剧变后采用这一方案的如上世纪末的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而19世纪从拿破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西欧国家和从西班牙、葡萄牙的统治下实现独立的拉美诸国也采用了这一方案。20世纪中期以后颁布的几部“新民法典”,比如意大利1942年民法典(取代1865年旧民法典和1882年旧商法典)、荷兰1992年民法典(取代1838年旧民法典和旧商法典)、巴西2003年民法典(取代1916年旧民法典和1850年旧商法典)之所以也采用第一种方案则是因为整个民商事立法体制由“民商分立”转向“民商合一”,由此带来了民法典体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17]显然,上述情况完全不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就我国现行的民法体制而言,除了《民法通则》在内容上已经相当“过时”,《担保法》的部分内容被《物权法》取代之外,《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满足了当前司法实践的需求,而且后三部法律就是民法典“批发转零售”立法思路的直接产物;如前所述,上述单行法在内容上的欠缺完全可通过局部的修订以及法解释上的努力予以弥补,并无重新立法之必要。就整体的形式结构而言,上述立法部类自始遵循“民商合一”的思路,而且也主要来自于德国民法体系的演变,亦无须大的转型。总之,第一种方案严重背离中国的国情和法制现状,采此方案将损及法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案是下文需要重点讨论的。二者的差异在于哪些单行法需要被取代,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对单行法进行合编的必要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前主要的疑义集中在是否应当以“民法总则”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由于“民法总则”在内容上与现行《民法通则北大法宝,版权所有》大量竞合,因此,前者一旦颁行,后者基本上要被废止。于是,首先需要讨论这一取向是否是最佳的选择。众所周知,1986年颁布的我国《民法通则》从内容上讲实为一部民事法律制度概要,它涵盖了民法各个主要方面的基本制度,但从形式和地位上看,它却与德国法的“民法总则”极其相似,我国《民法通则》顺次规定了主体(第二章“公民(自然人)”、第三章“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第四章)、诉讼时效(第七章)、期日与期间(第九章“附则”),这完全是“民法总则”的核心内容,而《民法通则》在中国现行民法体系中所起到的统领作用也类似于“民法总则”。但是,《民法通则》的“概要”性又导致其涉及“总则”以外的大量内容,这些内容除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八章)实属冲突法范畴之外,主要集中于增设的“民事权利”(第五章)和“民事责任”(第六章)两章。这就使得《民法通则》在理论上突破了“民法总则”的传统范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结构”特征,但同时也导致了《民法通则》与此后陆续出台的分则立法在内容上的重叠。因此,我国《民法通则》的理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其独特的结构特征。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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