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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
【英文标题】 The Position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作者】 何志鹏【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治;中国立场;地域文化;中国话语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Position of China;Local culture;Discourse of Chin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276
【摘要】 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意味着中国对于国际法律事务提出具有其文化与价值取向特征的观念、态度和方案。国际法依赖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践与理论都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国际法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现状也充分体现出了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属性,国际法治与国家立场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提高,对于国际法自身话语的需求与国际法中国话语的缺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鉴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逐渐加强,并通过国际法律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学术积累初步形成了自身研究的根基,有可能通过实践界与理论界的制度性沟通、教学环节、学术评价、语言使用等外在形式的改进,以及批判继承西方的国际法理论、密切关注中国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和法律问题、汲取中国的文化元素来对国际法推陈出新,实现国际法的制度创新、理念创新、体系创新,形成国际法学的中国范式。
【英文摘要】 The position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means China provide its notions,attitudes,plans with its own cultural and value-orientation characteristics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legal affairs. Since international law relies on internationalrelations,of which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a strong inclination of local claim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ws the nature of local culture,so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s in conformity with state's position in the manner of unity of opposites.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iscours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reality. China i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ig power in the world,and it has som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by international legal practices,a primary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tudy has been laid.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hat, by tunn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perfecting education process,academic evaluation,and language utilization,China may construct it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Such position should reflect the succession of exist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critical basis,caring international legal environment of China,focusing the problems China faces with,and create new theories and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703    
  目次
  一、“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的内涵
  二、国际法治国家立场的可能:一个前设命题的确立
  (一)国际关系观念的地域性决定了国际法学的地域性
  (二)国际法的发展印证了其理论的地方色彩
  (三)当代国际法规范的模糊性意味着地域文化具有相当影响
  (四)国家立场是确立国际事务方向的基本纲领
  三、国际法治中国立场的必要性
  (一)中国在世界地位之兴起需要在国际法方面的话语权
  (二)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三)当今中国国际法学尚无自身的话语体系
  四、国际法治中国立场的可能性
  (一)中国参加国际法律实践积累了形成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经验教训
  (二)国际法治的中国话语具备文化上的根基
  五、国际法治中国立场的基本取向
  (一)以中国的立场审视、评价国际法学说与制度
  (二)关注中国所处的国际法律环境与法律问题
  (三)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制度实践推进国际法的发展进步
  六、国际法治中国立场的构建路径
  (一)理论与实践的制度性互动
  (二)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
  (三)国际法学教育体系的提升
  (四)语言鸿沟的跨越和弥合
  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政界和学界都有在国际事务上中国话语能力不足的感受和忧虑,在国际法的规范与运作领域,这种情况同样存在。那么,国际法治是否可能具有国家立场?如果国际法治的民族国家立场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概念,而是拥有理论根据与现实基础的话,那么该如何构建和完善中国立场?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有助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进一步提升和国际法实践的发展、成熟。
  一、“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的内涵
  “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是指中国在国际法治的体系和建构中体现出自身的态度、观念和规划。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在国际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与中国问题相结合,与中国利益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观念层面上具有中国风貌,在对策层面上有中国特色。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法律秩序的中国观念。也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国际法学界对于当今国际法律秩序的整体现状、属性、特点以及发展趋势,提出具有自身特征的认识、分析和判断,而不是追随他国、他人的观点,人云亦云。在观念和理论层面奠定中国对国际法体系的基本评价,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宏观观念和核心理论层次。
  其次,国际法律制度的中国态度。即中国政府和中国国际法学界对于国际军事安全、人权、经济、环境、领土、海域、航空、外空、国际司法体制、司法与内务合作等一系列的制度提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也就是对于既有的原则、规则与实践提出善与恶、进步与落后、成功与失败的尺度。这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中观态度和基本理论层面。
  再次,国际法律事务的中国方案。即中国政府和中国国际法学界对于全球性、区域性和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双边国际事务,例如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全球变暖的治理、WTO多边贸易谈判的方向与步调、核裁军的手段、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域划分等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理据充分、切实可行的提案和建议。这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微观对策和具体实践的层面。
  二、国际法治国家立场的可能:一个前设命题的确立
  在讨论“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之时,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在国际法治的体系与进程中,是否可能具备或者体现国家立场呢?我们需要证明,国际法学以国际法为研究对象,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本身就是有着国家取向和文化特性的。“国际法的国家话语”或者“本土性的国际法”并非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而是具有相当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这是由于:
  (一)国际关系观念的地域性决定了国际法学的地域性
  从逻辑上看,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法律规则层面。国际关系的理论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国际法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文化的色彩。国际法分为双边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和全球国际法。在一个给定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对于法律具有主导性。政治是法律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前提,因为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由特定的政治权力机关制定和认可,靠特定的政治权力强制、以社会成员权利的方式实施,而且必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1]也就是说,法律是政治运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更为成熟的、更为文明的方式。[2]所以,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政治具有主导性、决定性,[3]法律体制对政治体制会有反作用,基本上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会与法律良性互动,而在一个不完善的政治体制里,法律会被边缘化,所起的作用很小,或者成为政治的附庸。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是这种一般原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的体制,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际组织虽然得以发展,但大国政治的基调并未改变。[4]从国际关系理论上分析,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对于当代的国际关系都有一些正确的论断。但是,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本质的判断仍然具有警示性。当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强权主导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大国博弈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实力优于美德和规则的社会。大国之间以政治争夺利益,小国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在法律的边缘处寻找空间。[5]在这种强权政治的格局下,各国均以追求强大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机遇,避免被欺辱和边缘化。国家强调自身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发展,通过发展在国际社会赢得一席之地;在对国际事务的处理上,采取协商、谈判等政治方式的有效性往往大于司法方式。所以,国际司法体系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机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而只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角色。[6]在没有目标明确、价值适合、内容清晰的法律的前提下,执法、守法、司法均将陷入迷茫、困惑之中。或者根本无从实施,或者实施也只能取得更坏的效果。从形式上,不同领域和区域的规范发展不均衡、不成体系;在内容上,由于国家间的争议使得最为敏感、最容易出现争端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则;同时,一些确定的规则具有明显的强权政治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忽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二者的紧密联系,或者忽略国际法问题的政治背景,很容易导致判断的错误。国际法的规范及其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博弈,而绝非纯粹的法律问题。如果完全按照法律问题来理解,就可能会导致误读。
  就国际关系学自身而言,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深的美国特征。国际关系理论中策论与普遍原理相结合,即是基本原则与例证相结合、体与用相契合,在国际关系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学说都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开始,无论是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斯·华尔兹的现实主义,还是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奥兰·扬、恩斯特·哈斯的自由主义,乃至亚历山大·温特、艾伦·卡尔森、彼得·卡赞斯坦的建构主义,都渗透着为美国国家政策提供建议的精神,体现着美国的国家导向。[7]同样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英国学派,其背后也有着浓重的英国情结。[8]
  从应然的角度讲,国际法既然是调整世界各国的制度体系,就有必要反映各种文化、各种立场,然而,在当今这个虽云全球化实际上在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理念上显现出分裂的世界上,完整而和谐的国际法远未成型。[9]国际法本身也不成体系地被不同领域、不同范围的规范所割据。对于很多问题,条约之间存在冲突,习惯之间存在冲突,人们对于国际法的认识更存在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地域性的国际法与普遍的国际法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一个文化在构想国际关系时,都不免有本地域的利益取向,同时也都必须着眼于全球的普遍认可与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互竞争的国际法主张和理论,则表面上被称为普遍国际法的规范原则,其实仅仅是某种文化的单向度表达。[10]只有允许和鼓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域分别表达其国际秩序的主张,并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充分在相互竞争的主张之间选择和平衡,才有可能出现真正健康的国际法体系。正如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才会健康、持续发展一样,在无政府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时候,国际法律秩序也不能单向度地发展。[11]王铁崖先生谈道:“由于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发源于欧洲,其发展也以欧洲为主,因此,国际法的历史往往偏重于欧洲。国际法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而且国际法被认为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历史证明,国际法的发展原来是以欧洲为主的,但是,在国际法的遗迹中应该追溯到中国、埃及、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而且在国际法的发展中,欧洲之外,其他地区也起了作用,如小亚细亚、北美、拉丁美洲等。在国际法的历史中,将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在内,对于了解国际法成为真正意义的国际法是有帮助的,是有助于增强国际法的普遍性的。”[12]所以,发展国际法学的中国话语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使国际法更加不成体系,而是为了使国际法更加平衡、健康地发展。实际上,倡导和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中国特色也不会加剧国际法的不成体系,而只能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在国际法律体制中有效地维护其正当权益。
  (二)国际法的发展印证了其理论的地方色彩
  从历史上看,国际法的理论、学说总是与特定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取向相关联。虽然国际法本应为世界各国之公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被深深地打着欧美的烙印。不仅古代国际法具有浓厚的西方特色,为西方的殖民主义、世界霸权摇旗呐喊,而且现在的国际法也没有真正地做到均衡和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化。所以,国际法学者马尔科姆·肖才论定:今天世界所理解和认识的国际法牢固地建立在西方文化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之上。[13]
  虽然西方社会对于国际法的阐释经常与“普适性”的自然法联系在一起,[14]但是,这种自然法的理念似乎仅仅是一个口号。这一点追溯国际法的发展史就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西班牙的维多利亚(Vittoria, 1480-1546)、苏亚雷兹(Suarez,1548-1617)所关注的战争法律问题与当时的欧洲战争有着密切关系;当法国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论证主权之必要性时,[15]正是法国面临国家最终裁断者缺位的时候。荷兰的格劳秀斯(Grotius, 1583-1645)在论证海洋自由的时候,恰恰是荷兰在海上权力逐渐兴起之时。[16]英国的戴西所提出的既得权说、奥本海和劳特派特的实证国际法方法,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英国的传统国际权力和影响的作用;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5年声称大陆架作为海洋法的新概念时,也恰恰是美国在海上的活动能力迅速上升、有可能大规模利用海底矿产资源之日。[17]同样,美国的亨金、杰克逊在世纪之交讨论国家主权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时候,[18]恰恰也是美国在国际上采取干预政策繁盛、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体现大国之治之际。王铁崖先生也曾经面对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背景,提出过“民族主义的国际法观”的概念。[19]
  (三)当代国际法规范的模糊性意味着地域文化具有相当影响
  现实地看,很多国际法理论表面上陈述的是普遍适用的原则或规范,实际上并无统一的立法或者实践。[20]从国际法的渊源来看,国际条约及国家实践本身是国际法规范的主要形式。不同条约会表现出国家之间的不同立场,表达习惯的实践显然会有很强的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印记。而且,国际关系中的很多单边行为,例如引渡和庇护等,可以成为国际法的原则与规范的基础。
  很多国际法规范体现出了对于历史传统的尊重,比如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海湾、GATT生效之初的祖父条款,这意味着国家立场、国家传统对于国际法有着很强的塑造作用。使国家文化对国际法的塑造功能可能存在甚至增强的另一个现实因素是很多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都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当前的国际法对于很多问题规定的权利义务界限都不清晰,明文允许和禁止的范围都不大,很多问题处在允许和禁止之间。例如,在人民自决的问题上,由于存在着很多矛盾和敏感的问题,至今为止,国际条约和习惯尚无直接具有操作性的规范可以遵循。或者说,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故意留了一个缺口和空白。与此同时,国际法的不同权利、不同规范、不同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予以权衡。[21]例如,不同国家可能根据不同的国际法原则而主张大陆架,[22]在人民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两种权利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主张。在这种国际法不成体系的背景下,那些具有引领国际法发展意识的国家和机构有机会更多地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意向。
  司法是国际法的应用阶段,也最能显示出国际法规范的模糊性缺陷。1996年,国际法院在核武器案中的咨询意见结论是国际法对于在极端情况下是否允许使用核武器没有明确的规定,[23]即使这样的结论也有很多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24]同样,国际法院在科索沃独立案中的咨询意见显示出国际法本身的不成体系和不完善。从史久镛先生对于国际法院的运作和裁判所做的描述和评价,可以看出国际法具有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的特征。[25]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国际法原则和规范,比如联合国大会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决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就进一步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对于推进国际法的发展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今日之国际法,尽管并非毫无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大量沿袭了欧美国家的传统习俗,反映了欧美国家的价值取向。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到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特别刑事法庭,直到国际刑事法院,都反映出大量的英美法体系的痕迹,以及少量的大陆法系的特征。这种发展中国家的缺位影响了国际法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地位和威信。理论上,所有的法官都以其自身的独立身份,秉持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处理案件,但是,每个人的文化背景都是其自身不能破除和克服的。欧美的政治背景、法律文化背景在国际法院占据优势,所以国际法院在很多时候就不得不代表欧美的法律立场和政治声音。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法官的倾向性的。法院的意见按照法官多数裁决:欧美法官居多数,所以欧美法官的内心倾向就容易被解释成国际法院的意愿。[26]
  (四)国家立场是确立国际事务方向的基本纲领
  中国古语云,“万变不离其宗”。在国际关系上,虽然所处理的事务繁杂,具体内容相去甚远,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自身清晰明确的立场,就都能够把握明确的方向,根据这一立场找到适当的策略和具体方案。创始于美国国际法学界的“纽黑文学派”(或称“政策定向学派”、“新港学派”)就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认识国际法的存在与进程的。对于国际法治问题的国家立场就是国家处理千变万化的国际事务的基准点。
  从上述分析不难探知,国际法的普遍性必须建立在地域知识与文化相互理解沟通的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普遍公允和正义也必须建立在不同地域的主张相互制约平衡的基础之上。不仅建立在双边国际法和区域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法学具有民族特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聚焦于普遍国际法的国际法学也具有民族文化特征。这一点可以称为“国际法的辩证法”。
  三、国际法治中国立场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在国际法治的框架和进程中应当有自己的立场,其基础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在世界地位之兴起,需要在国际法方面的话语权
  中国正在由地理大国、人口大国向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的转变,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向朝气蓬勃的现代强国的转变。这种转变促进着中国立场的确立。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息息相关。[27]从历史经验上看,任何一个兴起的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审视现实以及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无论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还是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中国如果要在世界上兴起,在世界上具有自己的发言权,就必须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当前,中国在世界上兴起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国的兴起不仅表现在30多年来通过改革开放而缔造的经济上的繁荣,也表现在政治上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兴起在客观上要求中国改变被动接受国际法的态度转而主动引领和国际法的改造、发展、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隐藏在国际法律体制之后,被视为搭国际制度的便车。中国必须经历从一个法外大国向领袖型国家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展现出中国对于国际法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没有中国发展的世界,不可能是和谐的世界。当前的国际制度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期待着中国的参与,聆听中国的话语。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倡导全球共同的利益和价值,使各国逐渐抛弃势力均衡的思维,树立长远、广泛的利益观;使各国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认识到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秉持零和博弈的思维的落后性,倡导共赢的正和博弈观。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新兴的经济体,不应仅仅是法治的被动接受者,而应是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的积极推动者和缔造者,中国应明确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声音。
  (二)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需要呈现出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与投入、在国际事务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应当倡导和推动国际法在价值上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推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际法理念,形成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使之与具有西方大国文化血统的传统国际法相互融合、相互砥砺,最终使国际法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与此同时,在形式上通过促进机构的整合和机构间的合作逐渐改变不成体系的现状,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法体系。有人可能会怀疑:很多学者有鲜明的中国立场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是不是就应当多学习西方的国际法理论,而不突出中国的特色呢?如果坚持中国的立场,会不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呢?特别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注意中国的道路、立场、利益,会不会导致边缘化呢?在考虑此类问题的时候,需要明确,中国立场并不是和国际社会对立的立场,而是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同样利益取向的国家群体的立场,不会导致孤立;没有立场,不仅会丧失自己的利益,可能也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导致国际社会上的朋友减少。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些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但是解决的方式是有很大的选择的,如果不能充分考虑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取向,就很可能盲目追随其他国家的主张,失去自己的权益。特别是鉴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对于国际法的理解、使用都与其他国家有不同之处,与亚非拉国家有很多相近的利益取向,因而是可以有很宽广和独特的论域的。对于很多特殊的问题,例如人权的优先性、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人民自决权的内涵、主权与领土完整、恐怖主义的对策等一系列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中国有可能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要具有全局意识,兼济天下的抱负和理想,促动世界对于正义逐步达成共识。如果主张中国自身的立场、价值取向,则既可能维护中国以及与中国相近的一大批国家的利益,也有可能在学术界受到尊重和关注;反之,一味地追随和跟从,则有可能丧失利益,同时丧失了国际学术界的尊重。
  (三)当今中国国际法学尚无自身的话语体系
  虽然客观上存在着对于国际法中国话语的需求,中国在国际法领域话语权却相当不足。甚至可以说,中国经常处于国际法失语的状态。这与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主体性、自信心不足有直接关系,与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整体薄弱、无法坚实地支撑实践有着直接关系。
  1.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缺失的表现。当前,中国国际法还没有鲜明的立场、话语体系和文化特征,以介绍和引进为主体,甚至有迷信西方的趋势。不容否认,中国国际法发展得比较晚,[28]而且中间又经历了断层,[29]特别是当代国际法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为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所不熟悉。所以,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处于学习西方、当学生的状态。有些中国学者没有自信,非常欣赏和崇拜西方,一味地追随西方,表示:“欧美学者搞得那么好,我们只要弄明白人家的意思就行了。”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们盲目相信联合国的文件(关于人权的维也纳宣言),也就很难形成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还有些学者还满足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概念、观点、理论。这种心态和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发展中国自身的国际法所必要采取的,但这只能是一个初级的、过渡的阶段,而不能是学者、学界长期采取的态度。
  在研究主题方面,很多中国的国际法学者未能关注国际法实践的最新进展。[30]这就导致中国国际法研究成果没有自觉地联系国际法的实践,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追随外国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研究主题,而缺乏自创领域。中国学者在很多时候更多地依赖于别人的思考,而缺乏学术自主性、缺乏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实践部门遇到问题经常感觉国际法理论支撑严重不足很多研究者对于国际立法、司法和其他法律实践(例如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法院的立法动向和讨论问题的最新动态)不够了解;对于中国与国际法相关的实践,特别是面临的争端及其解决也认识不足。这种跟进式的研究就很难使中国国际法研究具有独立性和原创性,就很难形成中国的国际法学的独特话语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法研究平等交流。
  在研究内容与观点方面,很多研究成果未能凸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与态度。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不仅应当体现视野里的中国,还应当体现方法上的中国、立场上的中国。国际法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中国学者面临中国问题、站在中国立场上,应当能够取得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视角、方法、主题、结论。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进展还很小。对于具有普遍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中国学者追随的多,自主思考的少;对于有中国特色的论题,中国学者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未能深入:应付了事的多,认真对待的少;具有新颖思维、理论创见的作品殊为少见。[31]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些研究成果还显示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问题;在很多国际法律领域,我们的学术成果还是重介绍、轻研究,浅尝辄止,理论上难以深入,层次上不能提高。在很多方面,虽然分析中国相关问题的文章确乎存在,但真正能为政府在外交中提供理论支持的并不多见,[32]大多数论著与现实联系不紧密,或者说貌合神离。
  2.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缺失的危害。没有中国自身的国际法话语体系,就容易导致国家利益的丧失。不必说远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很多条款都是建立在西方列强认定中国不了解国际公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就是在当代,中国国际法学如果不能跟进时代发展,面对中国问题,提出有指导意义、操作价值的建议,也同样会带来问题。在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由于学术界准备的欠缺以及政府部门与学术界沟通的不足,[33]导致中国“入世”承诺有很多超出WTO正常义务的内容,[34]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和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企业都承担了一些额外的损失。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法治体系和进程中的话语缺失也容易使国际法律制度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设计失去平衡。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提出自身的观念、主张、评价、方案,法律的天平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份量就会过轻,就可能延续资本主义大国控制局面、推行霸权的形势而无法达到平衡,国际法治良法和善治的目标就很难达到。
  四、国际法治中国立场的可能性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确立和彰显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可以从国际法自身辩证发展的角度上促进国际法的均衡、全面发展,促进国际社会法治化的进程;而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与需求的角度促进中国自身发展,表达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而言之,中国在国际法治中的立场是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与中国的政治格局、利益取向决定的。
  (一)中国参加国际法律实践积累了形成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经验教训
  历史上,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被动地接受国际法,寻求了解国际法。由于外国传教士的积极参与(丁韪良),[35]中国政府及官员认识并应用国际法,而且取得了一些成绩。[36]此后,国民政府根据国际法的发展,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法实践,例如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7]以及与东盟诸国及非洲国家之间交往模式,[38]对于传统的国际法有所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从复关到“人世”的努力,以及参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谈判,积累了很多正面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国际法学者承担的是考虑在现有的架构下通过解释国际规范、应用国际规范、逐步推动革新规范来捍卫国家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经济主权如何保持,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非常紧迫的问题。中国国际法学界必须对经济全球化抱着更加警惕的态度,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捍卫国家利益。世界格局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及中国政府发展的国际环境、国际取向为中国国际法学界提供了一系列素材,这些客观的现实使得国际法学有可能面对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思想。
  (二)国际法治的中国话语具备文化上的根基
  1.思想文化的根基。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具有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可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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